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多重互动:政务短视频的营销传播策略分析 ——基于丁真走红事件的个案考察

随着短视频的发展,政务短视频成为重要的营销传播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中,以藏族少年丁真的网络走红为例,分析了政府、媒体与公众围绕该热点事件呈现出的多重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线上线下联动传播;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政务号协同传播;同时,政府和媒体共同构筑了公众参与的话语空间,在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下短视频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共创、共享的对话机制和传播策略.除此之外,基层政府在利用政务短视频进行营销传播时,还需要进行在地化的表达,维持常态化的运营.     

“到月球去”:近代中国火箭探月知识的传播与演变

随着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月亮逐渐从传统的神秘存在转换为天文学意义上的“月球”。在近代中国，对于月球的探寻从来没有停息过。自1920年代始，在华英文报刊开始对美国等国家研究火箭进行报道，现代的火箭旅月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文报刊上关于乘坐火箭旅月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对于火箭探月的过程、困难等都有了新的认知。近代中国人虽然只是探月知识的接受者、火箭实验的旁观者，但相关知识的获取与认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却是不容忽视的历程，具有无法割断的历史延续意义。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变革与超越：中国公共性传媒的建构——基于电视对农传播的现实

1978年以来,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实践的发展受到国家、市场、社会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但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制约。市场化运作为传媒机构的长足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壮大了其实力,提升了传媒自主性,但也恰恰失落了媒体对"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目标。研究发现,电视媒体受到政府、社会、市场三重因素的共同规制,话语生产实践过程存在传播资源配给不均衡和传播视野偏差两大问题,忽视消费水平较低的农村受众,使他们难以享受到传播福音,导致电视对农传播长期处于边缘性地位。故提出要建构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立足于"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传媒制度,转变"对农"与"涉农"的传播理念,突破既有体制的束缚和壁垒,以传媒公共性为价值规范,成就公共性传媒的结构性力量。     

社区传播: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可能与可为

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已有研究虽然较多,但尚未有从社区传播角度对服务体系创新进行整体性思考的探索。本文研究分析了社区传播视角对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必要性。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既是生活的对象,也是一种影响其成员生活方式的力量;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是政府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平台。只有以社区传播为媒介,将农村社区及其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透视渗透在社区中的微观权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真正找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服务体系。     

大学生特殊群体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

民办高校的大学生已经成为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才,但在受到外来思想影响时,一些人的三观逐渐产生偏差。针对以上现象进行研究,根据民办高校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以及特殊学生群体存在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增强民办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的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