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苏（俄）远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在全国“凯歌行进”，远东地区也汇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在苏（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远东各地至1918年5月，经过四个发展阶段，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确立了十月革命在苏（俄）的全面胜利。远东苏维埃政权是在严酷的国内外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有效的斗争策略保证了革命逐步推进，但是，苏维埃和地方自治管理局两个政权并存、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行“一刀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东地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     

马仲英赴苏及其下落

1934年,声震西北的尕司令马仲英离开所部三十六师,前往苏联,从此再未能返回,其下落有种种说法。本文依据有关资料和调查所得,对马仲英赴苏后的活动及其与三十六师的联系、马仲英的下落等问题作了考察,认为马仲英赴苏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大约在1937年底被斯大林以勾结土耳其反苏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名处死。马仲英之死,是时代的悲剧。     

从德尔苏透析赫哲族的宗教观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渔猎民族之一,它和我国其它的少数民族一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灵魂观念。他们崇拜自然,崇拜鬼神,相信万物有灵。对自然物、动物以及灵魂都有自己的观念,形成了赫哲族传统的宗教观,为我们今天研究赫哲族人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阿尔都塞国家机器理论”视角下的苏报案

苏报案中章太炎、邹容分别被轻判的结果折射出晚清国家综合控制能力的薄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方面,由于近代租界的特殊性加之行政系统运行效率低下,致使清政府镇压性国家机器在苏报案中难以发挥“暴力机关冶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相对独立性、多样性,造成清政府与革命派在报刊舆论、法庭辩驳等意识形态领域呈现相互较量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判罚结果。     

有关苏报案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苏报案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而为学界所注目,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至于其中的不足之处,一是受制于革命情结,忽视了政府视角及国权问题,在资料建设方面,亦应强化收集与整理工作,此外就是研究者的见解缺乏智慧。总之,我国大陆学界对苏报案的研究在指导思想、研究内容、资料建设及观点与视角等方面存在不足,随着学界在此几方面进行全面改观,相关研究定将走向深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论类型学的定义与范畴

探讨类型学的实质及其研究范围,以寻求真正适合国内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类型学理论极具意义。文章梳理了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对类型学的定义,发现大多只强调类同性的研究,而忽视对异质性的关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大多数类型学研究只强调求同。这与俄苏的历史类型学求同存异的学术旨趣是不同的。曹顺庆教授提倡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既是对俄苏历史类型学研究思路的回归,更偏重于寻求不同文化的异质性。类型学异质研究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跨文明语境下开展类型学类同研究陷入困境时的一种努力,这对构建民族自信心,维护世界多元文化和谐的生态环境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认为真正完整而有可操作性的类型学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步骤：先进行类同研究,然后再进行异质研究。     

论冉皮勒与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史诗之程式比较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冉皮勒演唱的史诗《江格尔》和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圣主格斯尔可汗》的程式之异同，以阐述蒙古史诗口传文本中歌手是如何用传统的叙事单元构建史诗诗行的内部法则及由不同地区的不同歌手创编史诗文本的特色与语言技巧，进而管窥蒙古史诗传承与发展中歌手做出的贡献，史诗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     

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从右派形象的嬗变探索王蒙创作的精神源流与归宿

王蒙是一位经历过"五七"之难的右派作家,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最初,他把笔下的右派形象定位为坚定的革命者,将灾难视为磨练意志的一种方式,以革命化叙事策略屏蔽了历史创伤。1990年代以后,他重新审视历史,其笔下的右派形象也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他们不再具有坚定的革命性,而是在惶恐不安中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在右派们变矮的精神世界里,互为沟壑的精神虐杀暴露出人性的丑陋——"五七"之难的创伤记忆呈现出斑驳的印记。在早期的右派形象塑造中,王蒙改写了自己的受难经历,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话语形成的潜在的文化控制使然,另一方面也源于王蒙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声合唱的内在愿望。王蒙多次提及苏联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承袭来自俄罗斯思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事实上,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难脱干系的胶着状态影响了他的独立性和判断力。王蒙后期所塑造的右派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创伤记忆,但他并没有将苦难进行到底,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所书写的创伤记忆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剑拔弩张"的追问,他笔下的右派形象在困窘中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力量来熨帖受伤的身心,在灾难中以调和的姿态和传统文化的逍遥精神化解不幸,这种态度无疑影响了他问难历史的深度。因此,那些没有被时间风干的疼痛,最终只能成为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     

“吃”了庞贝的魔鬼

公元79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一位名叫普利尼奥士（即小普利尼）的18岁学生，与母亲及叔父大普利尼在那不勒斯湾滨海小城米西农的别墅度假。米西农距维苏威火山约32公里。     

简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集体安全

本文试图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集体安全的演变及其失败的原因作初步的探讨,揭示集体安全权的理论与实践面临的矛盾,从而看清集体安全的缺陷和它与现实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