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AR模型的中国能源消费周期路径演化识别

文章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增长率年度数据,运用HP滤波和MS-AR模型,透析能源消费周期多阶段的区制属性,刻画我国能源消费增速的时间路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除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增长率外,各能源消费增长率均处于窄幅震荡状态,21世纪初呈现明显的下行态势;煤炭、石油增长率波动程度明显强于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增长率波动程度。(2)各能源消费增长率存在低速增长区制、中速增长区制、高速增长区制的三区制特征;以煤炭、石油为代表的传统能源消费增长率在低速和高速增长区制间动态跃迁,仅在相关政策、重大改革方针出台后跃入高速增长区制,在中速增长区制具有持续性;天然气消费增长率在低速增长区制具有惰性;21世纪以来,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增长率维持在高增长区制。(3)区制特征与波动风险具有联动效应,高(低)增长区制具有高(低)波动风险。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

国际政治的参与情境决定行动者的博弈行为类型，参与情境变迁将导致行动者行为发生变化。能源安全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凸显了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改变了二战后国际能源政治的参与情境，构建了行动者新的博弈类型，调整了国际能源政治行动者的博弈策略。为了有效应对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美国通过协调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关系，设置能源安全国际议程，最终确定了新的国际能源秩序。当前，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过程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京津冀人口集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其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京津冀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0—2017年京津冀人口密度、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次,采用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人口密度、人均实际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河北省影响系数最大;北京和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北京和天津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影响不显著,河北省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和京冀两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呈现负向效应,但是在中长期京津冀地区和三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均先上升然后缓慢下降,人口集聚具有集约用能效应。相对于能源消费自身影响而言,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其影响效应有限。最后,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和能源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能源富集区域产业同构测度研究——以环鄂尔多斯盆地陕甘宁晋蒙五省区为例

基于正态分布的区间估计方法,设计新的产业同构测度指数,对环鄂尔多斯盆地陕甘宁晋蒙五省区能源产业同构进行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缺乏区域之间的统筹协调和分工协作,五省区能源产业结构高度趋同,因此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通过一种制度安排,使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兼容,从而在符合能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基于行政区划下的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均衡。     

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消费需求逐渐增加，但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突出，能源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构建基于HET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模式，以人为中心、以生态化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助推器，需要公众推动、技术驱动、政策和市场拉动及伦理引导，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实现技术和人的生态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现自然环境承载力下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互动结构与中国开展海外能源合作研究

中国开展海外能源合作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环节。进入21世纪，中国在提升自身海外能源合作能力方面有了较大转变。总体而言，以提升能源合作的结构化影响力为主要方向，以改变能源合作关系中的结构性制衡为重要手段，以全面提升中国参与全球能源变革的综合实力为核心目标,具体包括：首先，对能源领域中集合资源禀赋与技术禀赋的“能源分配主体”，积极推广中国倡导的“能源关系结构”，进而实现对国家能源外交行为的正面塑造。同时，对有能力干预国际能源合作进程的制度性“能源约束主体”，扩展完善中国构筑的“能源制度结构”，进而降低关于“合作信号”的误读，保障合作周期的连续性。最后，量化宽松能源资本结算市场中的“能源交易主体”，正视人民币石油期货的交易载体属性，推动搭建灵活的“能源结算结构”，为中国海外能源合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进一步为提升国家参与全球能源变革的综合实力进行合理“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