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近现代日本的“满洲风土”暨自然与社会文化调查书写评析

近现代日本在率先成为亚洲经济与军事强国、走向帝国扩张之路后，从日俄战争开始至1945年战败，由于其把对我国东北作为其“帝国生命线”和侵略目标，故接连不断地对东北进行以帝国主义扩张为目的所谓“满洲风土”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暨社会文化在内的调查、书写与刊行。伪满洲国建立后又有“满映”的“文化映画”和科教纪录电影参与了对“满洲风土”的映写，还有近现代日本作家文人的“满洲想象”与现地叙写，构成了数量庞大的文化殖民主义文献。这些调查刊写总体的性质和目的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国策”服务，隶属于“帝国”视域的知识生产体系，具有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逻辑与装置以及东亚殖民主义症候。当然，这些调查书写也包含和留存了某些具有知识性与学术性、历史性与方志性暨地域文化的较为完整的珍稀史料文献，对东北和内蒙古边疆史地研究及地方志修撰具有借鉴参考价值，宜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与评析。     

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以李泽厚的"积淀说"为例

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回顾和反思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李泽厚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李泽厚的“积淀说”并不是他单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批判康德哲学的结果，而是他把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理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使得他把康德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带入了马克思的思想，由此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倒转。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是他把自己的先在视域与马克思原有的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视域的融合必然产生意义的增殖，从而构成新的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此而言，李泽厚创立“积淀说”的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康德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

康德对范畴客观性的先验演绎最终完成于后演绎的“原理分析论”经验类比部分。经验第二类比关于因果性的证成有赖于主观时间秩序与客观时间秩序之间的有效区分。对客观性的传统解读有两种：客观实在性和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但传统解读没有成功处理“客观性”的二难，以至无法令康德对范畴运用规则及其界限的说明同时抵御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普遍怀疑论的攻击。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即以别种表象方式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跨主体视角下的客观实在性，可以消解传统解读的二难。承认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并不与康德哲学的批判原则相冲突。     

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共同体的当代建构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阈内,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迈进要经历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什么样的共同体,如何建设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实践中不得不回应的课题,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理论使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审视共同体的当代建构,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现时代,着眼于人与自然界共生共在的应然态势、民族国家的客观现实存在、世界历史的必然潮流,自然生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必要的建构选择。     

基于括号表示法的一阶逻辑系统

括号表示法是一种在形式语言中以括号来表示各种逻辑常项的符号表示方法。与已有的表示方法不同,它是一种整体表示法。以命题逻辑的形式语言为例,可以证明括号表示法的唯一性定理。在形式语言中,运用括号表示法表达的公式,其长度比用中置法表达的公式简短。运用括号表示法改写的一阶逻辑自然推理系统非常简洁。括号表示法为研究逻辑常项的推理结构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分析工具。     

回到亚当·斯密:法律经济学的古典起源

本文对亚当·斯密及其先辈对法律制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思想史的追溯,从而得到如下的启示:古典经济学家理解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的演化和作用,是着眼于商业社会的性质与发展来落笔的。在这种演化的过程中,商业社会的法律以及司法制度是由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之维护而逐渐被需要出来的,然后通过在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而逐渐由城市扩及到农村地区,实现普遍的良好的政府治理秩序。反观当代法律经济学的定义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从科学的立场、乃至实证的角度,寻找最优的法律体系建立,或者检验既有法律的效率高低。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科学方法的应用与推广,但是,却也使得法律经济学在思考的深度以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之穿透力上尚且有所欠缺。因此,当代法律经济学亟需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诸位先哲中汲取更多思想的力量,为一个更为深远的基于生产的制度框架下的法律研究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