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15-18世纪广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15-18世纪，广西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大藤峡瑶乱日益严重，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景泰、天顺年间，动乱愈演愈烈，为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成化六年，两广总督开府常驻梧州。此后，梧州军政建设不断加强，并成为岭南军事重镇。明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逐渐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日益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重视，开始向商业城镇过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区得到大力开发，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逐渐形成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至18世纪，梧州成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渐趋奢华。梧州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郑天挺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主要讲授世界人文地理和古代地理学,并刊出两部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同时,他是最早对《禹贡》进行全文释读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猎,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应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一度以撰写《南诏书》为目标,研读西南史地书籍;采用以音证史的方法,撰写西藏史相关的论文,批驳当时国际上的有关谬说,显示出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史志事务,开展学术演讲,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撰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他也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针对国际学术界相关动向,提出新说。对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梳理,既有助于全面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     

四川邛窑唐代三彩收藏口述史

邛崃窑(简称邛窑)分布在四川成都邛崃境内,创烧于南朝,兴盛于唐、五代,南宋中晚期停烧,历经800余年,是四川地区面积最大、烧造时间最长、品种最多、影响最大的古陶瓷窑址。邛窑三彩是邛窑里极具代表的产品,主要是以黄色为基色,再以褐彩和绿彩为点缀,釉色丰富,造型别致,有典型的时代风格和浓郁的地域文化特点。从釉色和各种器型看,邛窑三彩的烧造工艺已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凸显了地方民窑的工艺特点,展现了蜀文化的突出成就。本文以口述史的形式,于2019年3月23日赴四川省邛崃市邛窑遗址公园采访了川窑收藏家胡维忠。作为资深的邛窑古陶瓷收藏家,胡维忠对于四川邛窑的古陶瓷烧造工艺与传承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五维逻辑进路

历史照亮过去，历史启迪未来。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核心内容的“四史”教育，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对高校传承红色基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将“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相应的逻辑理路：树立正确党史观、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追求是融入的逻辑立场；强化大历史观、理解党的伟大贡献是融入的逻辑方法；坚持内在统一性、把握“四史”教育的整体性逻辑是融入的基本前提；抓住侧重点、精准对接各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融入的逻辑核心；坚持实践逻辑、引导大学生从“四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融入的根本遵循。     

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

东汉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边疆经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汉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经略与北部边疆的消极防守形成强烈反差，在处理南部边疆事务时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特殊关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提高，统治者经略南部边疆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且南部用兵相对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不会伤及东汉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