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8世纪广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15-18世纪，广西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大藤峡瑶乱日益严重，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景泰、天顺年间，动乱愈演愈烈，为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成化六年，两广总督开府常驻梧州。此后，梧州军政建设不断加强，并成为岭南军事重镇。明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逐渐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日益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重视，开始向商业城镇过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区得到大力开发，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逐渐形成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至18世纪，梧州成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渐趋奢华。梧州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郑天挺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主要讲授世界人文地理和古代地理学,并刊出两部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同时,他是最早对《禹贡》进行全文释读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猎,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应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一度以撰写《南诏书》为目标,研读西南史地书籍;采用以音证史的方法,撰写西藏史相关的论文,批驳当时国际上的有关谬说,显示出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史志事务,开展学术演讲,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撰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他也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针对国际学术界相关动向,提出新说。对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梳理,既有助于全面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     

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

东汉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边疆经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汉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经略与北部边疆的消极防守形成强烈反差，在处理南部边疆事务时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特殊关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提高，统治者经略南部边疆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且南部用兵相对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不会伤及东汉根本。     

兴边富民行动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兴边富民行动作为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边疆治理公共政策和边境建设工程，在我国民族工作和边疆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战略地位。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本文构建理论框架从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等方面分析兴边富民行动的政策执行过程，发现兴边富民行动存在政策体系尚未完善、执行主体力量薄弱、扶持对象认知存在偏差、政策执行环境支撑力度不足等制约因素。在新时代加快边疆发展、加强边疆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从改进政策设计思路，丰富政策体系内容；提升组织机制层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注重打造高素质边民，扩大扶持对象范围；优化市场和政府的动态组合，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行动格局等方面破解困境，以确保兴边富民行动取得更加满意的执行效果。     

试论近代云贵高原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传统的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不仅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且在贸易范围方面还以小区域和国内市场为主,如小区域内的集市交易和国内市场的"滇粤铜盐互易"。但是,近代的市场联动则是在市场自身的作用下形成的,是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国内市场自身的发展所致。相对于贵州而言,由于云南具有长期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优越性,除了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带动之外,还在近代出现了可通过新型的铁路和商埠来实行的贸易方式,以致商路的变动比贵州明显得多,对近代手工业的影响也自然更大。     

蒲黄榆的记忆

蒲黄榆是城南挺大的一个地方，是由蒲东桥、黄土坑和榆树村三个地方组成，每地各取一个字，因此叫蒲黄榆。在二环路以外，出永定门往南，到沙子口往东再有两站地，我觉得都应该算是蒲黄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南边靠三环路的地方还是很空旷的菜地，东北角和西南边有些50年代的老楼房，一条大街从东向西，街两边差不多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平房，是一条挺繁华的大街。     

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两汉在西北边疆都曾实行过军屯戍边、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等移民政策。但不同的是:在募民方面,西汉是为拓边而募民徙边,东汉是受边疆战乱的影响将边民内迁,战乱平息后又令其返回;在处理降卒方面,西汉是在边郡置属国以处降卒,东汉是迁降卒于边郡以内;在迁徙罪犯方面,东汉为了避免边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不但将死罪囚减罪一等戍边,而且令罪犯妻子随同前往。从二者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效果来看,西汉大规模的在西北边疆实行军屯与民屯,且能保持政策的相对持久性,这对西北边疆的安定发展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