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

清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潮到来的阶段,清政府针对频繁的疫灾而采取的卫生防疫举措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由于中国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制度,现代卫生在引入之初即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过程经历由西方到中方,由地方到中央的反向路径;由于疫灾频繁,卫生防疫由个人之举上升为国家制度。遗憾的是,清代既是现代公共卫生的开端,也是封建帝国的尾声。清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种种努力仍难挡晚清时期的汹汹大疫。     

论生态旅游之于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西藏自治区境内拥有的独特自然景观资源,繁衍生息于"世界第三极"的藏族人民在适应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和传承了特色鲜明的雪域文化,这为自治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自治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不仅是对优势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且有助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     

道光六年清廷平定南疆用人决策述略

道光六年,清廷为迅速平定南疆张格尔之乱,于六月至九月间,在将帅任用、将领选派与兵员调动方面果断决策,为顺利平叛及最后取胜奠定了基础。从最初任命署理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总统军务,至重发谕令以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总理全盘,前后不到二十天,显示清廷对南疆战事的重视程度。有益于西北局势的稳定。由于路途遥远,清廷谕令传递、兵员将帅集结延时,故而在初期二个多月里战事部署者杨遇春所起的作用显著,亦反映了清中期政治军事转型特征。     

清代光绪朝札萨克图王旗招垦开办蒙荒中的移民问题及蒙汉关系

清代对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属地内实施封禁和蒙汉分治。随着清初顺治年间官方招募移民以及为谋求生计汉族的自发移入,汉族人口的数量不多增多,封禁政策受到冲击,蒙汉关系也发生变化。嘉庆五年(1800年)下旨可"接地养民""以资蒙古生计",将处理郭尔罗斯前旗蒙荒开垦的原则和办法,载入《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中,并通告各蒙旗,宣告蒙地开始弛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宣布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即彻底废弃原有对蒙封禁、禁垦蒙地的政策。光绪朝有组织地把大批汉民移入蒙旗,大量拍卖蒙荒,使得蒙地发生社会变革。自此蒙地封禁和蒙汉分治政策最终瓦解。汉族人口的迁入过程中出现了土地私垦,在光绪朝最终被迫招垦开办蒙荒,在札萨克图王旗夹杂着蒙、民矛盾与纠纷。但是随着蒙汉之间相互学习、和睦相处,客观上促进了蒙地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多民族生活区域的繁荣。     

常州词派7家题画散文72篇述论——《清代诗文集汇编》过眼录

文章以近年来大型古籍整理成果《清代诗文集汇编》为考察依据,梳理出常州词派主要作家左辅、恽敬、张惠言、陆继辂、李兆洛、董士锡、谭献7家所创作的72篇题画散文作品。常州词派作为有清一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强调寄托的文人群体,题画散文作品成为他们抒发儒家理想、与论词依据"温柔敦厚"的"诗教"一脉相承的不二法门。     

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

盐船水运为盐业运输主要方式，盐船失事则会严重影响盐商营运与国家盐课收入。清初，清廷即出台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食盐水运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后随盐区盐业经济发展，更将该条例从权宜之法发展至常法，直至升级为国家大法。然而，有清一代，“淹消补运”条例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来自违法官吏、不法船户甚至盐商的破坏。这促使该条例在整个清代不断得到修订完善并于清中后期逐渐形成较系统的“淹消补运”法制体系，但其实践效果仍然陷入短期时好时坏、长期不断恶化的困境。纵使如此，因“重商”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共识，“淹消补运”条例在屡遇撤销提议的同时，一直延续至民国。清代“淹消补运”条例演变的漫长历程展现了清廷为平衡“杜弊”与“恤商”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彰显了清代盐业国家法制体系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