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

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是其生命哲学的表述,包含着丰富的思辨性。陈寅恪、逯钦立两家分别从名教与自然及形神观这两种思想背景中寻求解释,标志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高度。唯以往研究,注重形影神三范畴内涵的分析,对组诗小序所示的"神辨自然"四字之真义,未有透彻的分析。其中包含多重思辨层次:首先,陶渊明将传统的形神相对的生命学说结构改造为"形""影""神"三个范畴,在此将魏晋流行的形神说与名教自然说两个思想脉络结合起来,并且将"神"从传统的生理、生命元素的概念,提升到一个包含着主体精神、最高理性内涵的哲学范畴;其次,陶渊明通过对形所代表的旧自然观的辨析,提出《神释》的新自然观,这一新自然观同时是针对东晋门阀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主流的思想,显示出陶渊明对玄学自然观原旨的继承与发展。     

“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记》校读记

商务印书馆2017年整理版戈公振遗著《世界报业考察记》，嘉惠学林甚大，然其中有少量文字讹误，对此略做校正与辨析。     

汉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意识

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华夏族因此而改称“秦人”。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秦人”还未能成为华夏族的普遍称谓。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时期，“汉人”便逐渐取代诸夏或华夏之称，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固定和普遍称谓。秦汉时期的文化认同意识，还使得炎帝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先祖，这标志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汉民族已初步形成，并铸就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凝聚力。而“华夷之辨”则形成文化、生产方式和血缘三方面的判断标准，其民族意义和“群”的差别备受关注。在以夏变夷的总方针下，汉代胡汉一家的思想及实践亦具有巩固统一和推广汉化的作用。     

明末清初民间宗教的民族观析论--以《冬明历》为例

<冬明历>是明清时代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民间宗教经书之一,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冬明历>的完整版本一直未被发现,因此对于该书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学界多有不识,偶有论及者,或失之偏颇,或流入想像和臆测.本文主要以新近发现的抄本<冬明历>为第一手材料,考察了<冬明历>一书的基本结构及其相关问题,并在明末清初民族冲突的大背景下,重点探讨了民间宗教"夷夏之辨"、反清复明、帝王观的流变与满汉混同等相关问题,为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明末清初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宋史&#183;吐蕃传》辨误

众所周知,《宋史》是《二十五史》中最芜杂、错误最多的一部书,其《吐蕃传》部分的某些记载也难免有误。《宋史·吐蕃传》是研究宋代吐蕃的基本史料。为了在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宋史·吐蕃传》,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历史以真实,有必要对其作一定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