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制度建设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2004年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仍是多事之秋。3月，《新京报》一篇《政协委员炮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引发了“辞书规范”论争，成为自“王同亿抄袭”案以来辞书界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论争；6月，《科学时报》以《学术研究有行规》为题，报道了陈鼓应、王煜对熊良山《道德经浅释》的批评，此后，更有文进一步揭发熊书对《道德经》的胡批瞎解之外，该书还“把大量的巫术、气功混合在一起”，一时间“熊良山现象”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 ,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即已提出 ,但其全面推行则是从国民政府实行“经济改革”时开始的。实施民营化的原因 ,既有财政金融方面的因素 ,也有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 ,是从统制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变的一种尝试。转变引发了激烈争论 ,而学者的参与使其具有了学理化色彩 ,从一种单纯的利益之争上升为中国工业化模式的争论。民营化工作历时两年多 ,经过了四个阶段。由于客观上不具备实行条件 ,主观上也存在着轻决多变、自相矛盾等错误倾向 ,最终以失败而结束。它不仅未能达到预定目的 ,反而恶化了经济环境 ,助长了官僚资本 ,进一步损害了政府信用     

生命的宣言与告白——“生命美学”述评

应运而生的生命美学 ,选取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从人本身出发 ,从生命活动出发 ,以审美活动作为研究的中心 ,具有原创性、深刻性和当代性的理论品格。作为刚刚诞生的新理论 ,它还显得不够成熟 ,但经过学术的砺炼 ,它的成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为民主辩论--1930年代的一场论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知识分子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偏重于政治方面，并有在中国实行“独裁制”或“民主制”之争。这次讨论在当时影响很大。结合史料，从学理角度，为民主辩论，时至今日依然有其价值．尤其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何徐创作问题”风波与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论争中,论争一方关键当事人沈从文近四十天的缺席使“论争”实际上成为有论无争.但直接导致沈从文不再讨论京派、海派问题并最终导致京海派论争不了了之的,是此时突然爆出的“何徐创作问题”风波.受此一风波的影响,有关京派、海派的论争与言说,实际成了一场界线模糊的乱战.从胡适、鲁迅等对这场风波的反应来看,“何徐创作问题”风波突显出了京派海派、左派右派问题的复杂性和混沌性,直接导致了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芙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的中心与边缘

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性可以从世界诗歌与中国诗歌、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文学与诗歌三个维度来考察。不论在哪个年代,不论我们的考察视域有多大,也不论冲突双方的身份是什么,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所发生的历次论争的本质皆是各种文学力量在三个维度中的冲撞与角逐,从而引发由"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具有方向性,而且具有历史循环性。同时,所谓"循环"也并非无意义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能够让诗人和学者们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反思、批判和自省,最终以时代的精神重建完善的诗歌标准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