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中算法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构建

算法消费者是消费者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是通过在智能算法接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生活消费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衔接与适用空间的解释或立法构造。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过程保护应围绕算法消费者的同意机制多元化、平台经营者个性化披露、算法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信义义务等维度展开,并以公益诉讼保护作为结果保护的手段。     

承揽合同之工作物受领问题——以中国台湾地区为视角

承揽工作物的受领,在中国台湾地区由于"民法"没有认为是定作人的义务,在"政府采购法"上虽然有规定,却因为契约约定将受领与验收画同等号,常有定作人迟迟不办理验收情况.又欠缺德国民法及VOB/B第12条第2项,承揽人得请求定作人就部分完成之工作,分别受领之约定,使承揽人暴置于现金流量不足的风险.从比较法的角度,讨论德国、瑞士及FIDIC新红皮书之规定,作为解决困境之参考.     

信息不对称下价格随机的应急数量折扣契约研究

以市场需求和市场价格随机波动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寻找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绩效优化的路径。通过显示原理分别构建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信息不对称时应急供应链的数量折扣契约模型，得到最优订货量与最佳批发价策略。通过具体的算例加以验证，分析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供应链上成员及整个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价格随机波动和市场需求变化时，供应链上的跟随者能从隐瞒私人信息中获利。但当市场需求增大时，整个供应链绩效受损，反之则反是。这与以往研究在市场需求随机、市场价格固定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结论迥异。     

中华传统文化中“贱、厌、耻诉讼”心理的形成原因及其消解

中国封建时期由于民众轻视、厌恶法律,加之一些重要思想和言论的消极影响,特别是不合理的司法实践的直接作用,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贱、厌、耻诉讼"心理。这种民众法律心理客观上十分不利于我国法律的适用及国民法律信仰的形成、法治中国的建设。解铃还须系铃人。为消解这种心理,我们务必对促成这种心理形成的三方面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法治教育中,大力宣传"重视、喜欢现行法律本身",辩证分析曾对这种心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些思想和言论,特别是通过古今司法实践情况的比较,彻底纠正"贱、厌、耻诉讼"心理。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论家事纠纷诉讼与 非诉讼协同解决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家事纠纷数量逐年递增,传统的家事诉讼解决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家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因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可以发现,对家事诉讼特殊程序机制的构建和对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培育利用是同步进行、协同发展的。结合我国国情,应当立足于家事纠纷的固有特质,一方面通过专门立法解决家事诉讼程序理念不适应实践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借鉴域外经验合理培育若干种家事非诉讼解决机制,并做好二者之间的有机协同。     

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的影响:心理契约的中介效应

围绕农户主体,引入心理契约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的影响机理.以湖北省张港镇、孝昌县及武汉市五个"一村一品"重点建设村落的355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层级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契约在多元互动和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研究结论对调动农户积极性、推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