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阶层美德伦理刍议

阶层划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孔子的阶层美德伦理以"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划分为现实根据,同时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等级划分进行了生产、分配、消费上的经济规定,并为每一阶层的利益追求提供了价值标准,使其在追逐现实利益时,也依然能够保持对义的坚守。以此在规范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能跨时空、超阶层地为现今社会结构的完善与义利关系的统筹提供借鉴。     

现象学视域下的“感觉材料”再认知

传统认识论由于预先设定一个有待认识的对象,因而必然产生与之相对的认识主体,主客二分的前提使得认识论面临两大无法回答的难题:一是我们的意识如何超越自身切中在它之外的认识对象?二是存在于具体时空中的认识如何能够超越当下获得普遍性和一般性。胡塞尔致力于寻找不以非确定性为假定前提的出发点,他认为他在我们的意识生活中找到了这样的出发点,那就是对直观中所给与的东西的描述。通过本质直观的方法和"立义—立义内容"的认知结构,胡塞尔以一种全新的现象学的方式超越了近代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感觉材料作为认识开始的地方在胡塞尔现象学里得到了新的阐释。     

陈元胜《诗品辨读》述评

陈元胜《诗品辨读》内容丰富 ,体式多样 ,在原文释义、难句辨读、籍贯考证等方面 ,亦时见胜义。但在品文校勘、人物生平、生卒、籍贯及文义诸项 ,也有不少误漏存在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

义利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乃至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义利观的三种观点 :贵义贱利 ,重利轻义 ,义利统一 ;分析和论述了邓小平对历史上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     

偏义复词零词素的语境价值考察

偏义复词的两个词素意义相类、相关或相对、相反,在表义上只有一个词素起作用,但另一个词素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陪衬。在现代语境观的视角下,文章对零词素进行了新的审视,对偏义复词进行了新的界定。并从零词素语境制约特点出发,定量分析,区分出语言性和言语性两种不同类型,进一步对词素位置、语境制约类型进行了新的考察。     

从"《诗》 无达诂" 到"诗无达诂":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内涵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就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诗>无达诂"泛化为"诗无达诂"也源于宋人释<诗>,其后才影响于诗文批评.泛化后的"诗无达诂"在理论内涵上仍遵循着"<诗>无达诂"的阐释理路:"从变"、"从义"."从变"侧重阐释的自由性,其具体表现有:"见仁见智"、"原意悖谬"、"诗无达诂而不诂";"从义"则强调阐释的限制性,其具体表现有:"本事求诂"、"坐实求诂"、"另类求诂",充分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特色.并与西方阐释学有着密切的相通性.     

汉语"管理"词源考

管理是一个人们熟知但未深知的词,仅就其词源而言就至今还尚未澄明.有人认为它源于西方,也有人认为它源于日本,但就是很少有人认为它源于中国.研究认为:这些认识是有违历史事实的.现有的语言学以及历史文献等方面的材料表明,"管理"这个词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日语中的"管理",则是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的.至于中英"管理"的对等翻译则是由来华的传教士完成的,而汉语"管理"由古典向现代转换则是由日本人来完成的.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多重复义

莎士比亚的语言是个久经探讨的问题。莎翁具有高深的语言锤炼艺术，他经常巧妙地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文采飞扬，言简意深。在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多处使用多重复义，具体体现在对不同行业词语的使用，文化典故的运用，以及丰富多彩的意象上，这种释义的多重性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思想内涵，增强了诗歌的审美意境。从诗歌三复义的角度，即语言复义、文化复义和美学复义，分析十四行诗中的多重复义，重审其美妙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