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类自媒体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及就医态度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根据抑郁症患者对健康类自媒体的接触现状，构建了自媒体信息接触对患者认知及就医态度的影响模型。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基于213位抑郁症患者的问卷数据，对比了抑郁症患者与普通人的认知差异，考察了抑郁症患者的“多元无知”现象，并探索了媒体信息对患者人群的影响。研究发现：（1）抑郁症患者与普通人对抑郁症的实际认知之间存在偏差，出现多元无知现象；（2）抑郁症患者感知自媒体存在偏见，进而高估普通人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负面态度，由此强化病耻感；（3）抑郁症患者推测自媒体会对其他抑郁症患者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感知也增强了患者自身的病耻感；（4）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对其就医态度产生了负向预测效应。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从传播效果的理论层面解读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和就医意向，对改进健康信息传播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中的“译者功能”分析

"译者功能"是叙事学对译者"可见度"的一种描述,是译者在译文叙事中的一种话语存在。本文从《邓小平时代》的译者冯克利身上所内化的"译者功能"表现入手,分析了四种典型的"译者功能"叙事建构模式,以期为海外汉学著作翻译中叙事权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的广场舞分析

广场舞象征个体的私人生活正在向公共空间扩展，基于个体需求自发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化形态。在家庭核心化与个体崛起的背景下，广场舞对个体而言既是一种健身运动，进行身体展示与个体审美追求，个体也渴望在广场空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为自己而活的身份追求。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广场舞并没有形成紧密封闭的公共生活，在团体内部出现了“抱团”与“找朋友”的双重公共生活，前者体现了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后者呈现了个体希望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建构群体归属感。总体而言，广场舞刻画出一个松散而开放的公共社群生活，凸显了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实现了个体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有效联结。     

体育强国视域下体育治理的问题与出路

体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时代进程。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提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如何通过有效的体育治理来实现体育强国战略,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改革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体育治理目标定位与现实社会环境之间还存在偏差,体育治理组织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体育政策的执行,同时体育治理利益多元博弈对体育治理方式提出挑战。体育治理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需求为根本导向,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层面进行深度改革,助力体育强国的实现。     

不过生日

一大早,手机居然收到几个银行发来的祝福短信,都祝贺我生日快乐。我恍然大悟,今天我过生日!自己竟没有留意到。想必是我在银行办理业务时,留下的身份信息所致。虽然是银行电脑系统的自动发送,我也很看淡过生日这件事,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他们的良苦用心。无论如何,他们的短信还是在我流水账般的日子里激起了几朵小浪花,勾起我对过生日的浮想。     

论家庭财产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家庭财产是家庭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家庭财产制度旨在保护人类的生存繁衍活动,注重维持家庭共同体的存续与功能,由家长主导财产运行,亲属依据伦理关系获得财产利益。家庭财产领域遵循特殊规则,依身份联系设计财产权利体系,家庭中的财产不可明晰,成员只享有抽象份额,按照需要配置财产利益,个人财产处分自由受限。家庭财产秩序嵌入于伦理秩序,物权法和婚姻法规定存在冲突之时,应该优先适用婚姻法规则。家庭财产规则不宜与物权法简单接轨,物权法定主义在婚姻家庭领域应保持谦抑特性,在夫妻财产领域中应正确适用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不宜机械适用登记生效主义;善意取得涉及家庭唯一居房时,宜考虑家庭成员生存权和夫妻双方意志。     

论共名时代译者的翻译伦理

在共名时代,赞助系统高度统一,文学翻译往往成为宏大叙事的派生。然而,意识形态的影响无法概括文学翻译的全貌,也往往忽略了译者的主体性因素。20世纪翻译文学史的经验表明,共名时代译者的翻译伦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服从共名,消化共名与拒绝共名。     

改革开放40年新闻评论表达转型与个体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运营分别经历了市民化、市场化、网络化和全媒体转型,从而给新闻评论带来四次关注点的变化,分别是社会现象、新闻事实、社会变革以及社会心态,最终使得言论表达方式出现变化。就个体而言,40年媒体和言论转型为媒体人实现了社会阶层、媒体职位、言论思想以及经济阶层的流动。新闻评论为表达者提供了身份转换机遇,但早期多为职业转换,而后期逐步提供经济阶层流动机遇。纵观新闻评论表达主体机遇变迁规律以及当前媒介发展现实,国家应通过提供更多的身份转换机遇,促进网络新闻评论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从而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