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场学:一种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中国话语”的观念与方法

"文学在场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出场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有其聚焦的问题谱系、相对稳定的研究理路、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标识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文学在场学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研究思路的更新,即运用"两大地平线、四个模块"的研究方法,探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本如何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重新建构其出场逻辑、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文学在场学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运用其特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在场的"反常事实"的阐释,以探寻文学史演进的相关规律。文学在场学对于文学批评研究而言,重在探寻文艺思潮的出场路径、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和文学批评家的出场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学在场学还处于探索阶段。     

陪伴孩子这件事,陶渊明输给了苏洵!

做父母,是世上最烧脑的工作。究竟如何才能给孩子提供最优质的家庭教育?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集20多年教学、科研和培训经验,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全新的家庭教育理念。2022年,让我们和岳晓东博士一起开启新的教育旅程。陶渊明的灵魂之问—为什么傻孩子都在我家?当今社会,做父母不容易,可谓烧钱又烧脑,到头来还有可能收获挫败感。其实在古代,也有很多不会做父母的故事。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做自己这方面登峰造极。不仅诗写得好,而且很有骨气,宁死不为五斗米折腰。     

转场中的“在场”:李娟“非虚构”写作中民俗文化的呈现——以《羊道》系列散文为例

新疆散文作家李娟以"非虚构"的姿态呈现出哈萨克族牧民的转场活动,不仅完成了对该地区民俗文化的呈现,也在直面社会民生等诸多问题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反思和追问,表达了自身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将何去何从的焦虑和责任感。可以说,这种"非虚构"视角下的基于"田野调查"的在场性写作,在作品《羊道》系列散文中反映得最为明显。     

柯勒律治对生命存在的理论探讨及其生态内涵

人存活于世,面临的困顿很多。人是充满理性和非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如何,二者的界限划分是清晰的吗?何为人的教育与发展?人的生命过程又与自然发生着怎样的关系?本期专题讨论着重围绕以上话题展开。我们认为,理性与非理性远不是那么界限分明,因为它们存在着自我解构的可能性,即存在着走向其反面的可能,它们甚至是可以相互过渡的。理性与非理性仅是两个不同的视角,而非两种不同的存在;通过对当代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人文教育与发展思想的研究中呈现出的从解释转向批判的研究取向,以及多元化视角的研究特点,指出了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为我们深化教育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思路;紧密结合当前"重返浪漫主义"的学术热点,对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生命理论进行深入观照,并运用当代生态批评的视角赋予该理论以现代生态内涵。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我们的生命存在进行理论探讨,目的是发现我们存在的意义、价值,破解人生的困顿。     

视觉转向与当代诗人的自我塑形

在视觉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当代诗人谋求以新的方式建构自身形象。一些诗人积极利用绘画、摄影,甚至电视、电影等视觉媒介展示和传播自身形象,以"袪魅"或"返魅"的修辞,试图提供一种视觉模式的"诗人的阐释学"。诗界正尝试一种倚重诗人视觉形象的"泛化"传播策略,通过重塑诗人形象来改变中国新诗的边缘化处境。但在诗人的"明星化"塑造过程中,诗歌文本可能面临被视觉形象"僭越"的危险。     

骑在马背上的中国革命精神——论毛泽东诗词作为革命理性史和情感史的美学意义

用毛泽东的诗歌活动及其语言系统来证明和揭示英雄的历史活动及其操作意图,事实上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就像“重上井冈山”中的“井冈山”的特定政治哲学涵义一样,它既指那座山,也指那段革命史,然而更加深指的却是军事共产主义胜境,是通达本源的精神家园.诗歌语言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独异人文色彩的审美语言,它从来就是中国诗人用以把握世界进行精神实践活动的一种情感和意志语言.     

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正>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最盛时人口超过百万。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的自注中,回忆玄宗时代唐朝对西方的交通时称,当时在长安城西面北门开远门外建树了一座堠堡,上书"去安西九千九百里"[1](P54),表示戍人不为万里行。这段记载屡被相关文献征引①,可知在开元、天宝盛世,唐朝政府特别以堠堡作为标志物,向天下昭示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据     

《全宋诗》及其“订补”失收诗人七家补遗

明初编纂的大型中国古代诗词总集《诗渊》被称为“古诗,尤其是宋诗辑佚之渊薮”,在《全宋诗》的编纂及其订补过程中虽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然而尚多有遗珠.考订该书所录宋诗,《全宋诗》及其“订补”所失收者尚多有之,今择其要者凡诗人7家12题31首,公诸同好,并就教于方家.     

刘禹锡咏史诗在大和初的影响--兼论中晚唐诗歌学人气渐显之趋向

大和元年左右，刘禹锡终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贬谪生活，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固然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满足与欣慰，但政治热情已下降，而将其旺盛的生命力更多地转入到诗歌创作中。不同于韩孟尚怪与元白尚俗，诗人以学者的识力与诗家的豪情在咏史怀古之作中开掘出新的诗境，再次登上诗坛最高点。这既是诗家才力使然，又是长庆之后诗风转变的反映。在贞元、元和相对稳定的三、四十年里，进士科出身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有了全面发展与提升，学者型官员增多，士人崇尚才情的价值观念不断融入史学成分，尚学重识在士人的评价体系中越发突出，史学在士人知识结构中分量加重。刘禹锡咏史让白居易折服，并以此类作品转变仕途命运，即与这一学术背景关系甚大。具体解析刘禹锡《西塞山》、《金陵五题》这类作品发表与被接受的过程，可说明刘禹锡重返诗坛中心的原因以及中晚唐诗风之变的具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