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空间叙事探析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频繁，文中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存，现实空间则涉及多个不同地域空间和众多空间场景，以及特定的空间类型。空间元素在小说中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既配合时间叙事，也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成为小说诗词叙事的载体。题壁诗的公共空间属性在这篇小说中有所消解。其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营造了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产生反讽效应，强化了小说主题。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

解放区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内容与书写方式,与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与运动进展相对应,呈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特别表现在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描写方面。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土改书写,经历了从初期的政策宣传到后来强调揭示"本质"的演化轨迹。1950年秦兆阳《改造》被批评、作者被迫检讨喻示着此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成为唯一"合法"的叙事类型。反观赵树理和孙犁这一时期的土改书写,可以发现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与众不同。     

北美外语片市场与冯小刚电影的文化竞争力

冯小刚从电视剧进入电影的经历赋予其电影强调通俗易懂、注重世俗价值的特征。冯小刚电影携带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下主流价值观,但在海外难以得到广泛接受与传播。这是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在不同语境的错位所致。在北美市场,冯小刚电影的"非英语""日常性题材"以及写实效果,使之归于艺术电影类型。然而,影片所强调的恻隐之心的道德情感、主流价值观念、特殊群体的集体记忆,会在故事内容上造成文化折扣;"重细节、轻结构""重广度、轻深度"的宏大叙事,又在艺术观念上悖逆于欧洲电影的叙事传统。因此,冯小刚电影缺乏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奖项、权威评论及学术研究,很难如张艺谋、陈凯歌等进入艺术电影的传播渠道,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