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浅论黄庭坚、谢榛的诗歌创作观

黄庭坚和谢榛有着相似的诗歌创作渊源和创作观,主要体现在创作方法、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和＂酿蜜法＂就是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提出的,不过他们在学古问题上各有侧重。对黄庭坚和谢榛的诗歌创作观做一番探讨,将对诗人的接受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听之金声玉振”——谢榛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

音乐和诗歌具有天然的联系,音乐性是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诗论家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从多个角度加以阐述,但大多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及至明代,茶陵派诗人李东阳以“调”论诗,以“具眼”、“具耳”辨格,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得到极大的阐发,然其后鲜有系统的论述。嘉隆年间,“后七子”中的谢榛可以说是明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大家,他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视构成了其论诗的重要一环。在《四溟诗话》中,谢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诗歌音乐美的重要意义：音乐美是诗歌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音乐美对于表情达意有独特作用;以诗歌的音乐美为标准改前人诗歌。     

论谢榛诗论的矛盾性

谢榛把"以兴为主"作为创作论命题,反对"先立大意",主张依"兴"取意,而在创作策略上,谢榛又提出所谓"相因之法",并没有将"兴"贯彻于整个创作过程。这是七子派诗学矛盾性的一方面体现,根源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后期所面临的固有困境。     

“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     

论谢榛《四溟诗话》的“诗三要”

谢榛"诗三要"是明代复古理论的发展,不是一种诗法。其"神气"与"体"有关、以"气"和"气格"为主;其"声调"追求音乐性,强调择韵、调(tiáo)韵、审音,虚实相生、妥、平妥、妥帖为"求声调"的具体体现。谢榛所论"精华"是对前人杰作的吸收,但又是以养气为导向,并最终指向"浑沦"、"自然"的审美诉求。谢榛"诗三要"的提出以性灵为导向,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复古派与性灵派的紧张关系。     

谢榛佛道心境的比较

谢榛受佛道二家思想影响较深。佛教心境表现为佛法在心不在形,贵心冥会合的顿悟;执念凡尘的复杂悲感;浅俗忧怨的禅境。道家心境表现为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生活的体味;对人世苦痛的应对方法;疏慵懒拙的养生之道。相较于佛教思想的浅俗不彻底,自然养真的道家心境却更深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创作与诗学理论,形成诗风自然任真的一面,亦其力图在"真诗"层面圆融古体近体的思想源泉。     

明清四位文论家对情景论的集中探讨

明清文论家谢榛、李渔、王夫之、王国维对情景论予以了集中探讨，其内容主要体现在都深入阐说到情景交融的论题，对其必要性、内在关系、生成机巧、表现特征等作出了深层次的论说；其中，谢榛并对情景交融的适度性、虚拟性论题，李渔等三人则对情景表现的当下性、真实性论题作出了阐说。此外，谢榛对写景追求虚化空灵，李渔对情景的主宾界划，王夫之对情景表现与兴会的联系及写景的具体方式，王国维对情景二体的理论内涵等都分别予以了阐说。他们为古典情景论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谢榛生卒年新考

谢榛是明代"后七子"的中坚,著名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但有关其生平的研究材料却不多。本文在继承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谢榛著述的梳理,并结合相关材料,得出谢榛生于1499年,卒于1576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