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

对200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出口效率.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有一定的提高,但存在整体效率不高、效率差距大、增长幅度小的特征.引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非效率"的主要因素有进口国的班轮运输指数、货币自由度、政治稳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优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近代早期城市的能源贸易与能源消费问题——以英格兰海煤为中心

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海煤逐渐发展成为英格兰重要的贸易商品。贸易交换的增加,带动了英格兰的海煤消费。因此有学者认为,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城市污染与海煤的贸易和使用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英格兰海煤的贸易轨迹,得知近代早期英格兰海煤的贸易特点:以纽卡斯尔和布里斯托尔为典型的出口港口,以伦敦为典型的进口港口。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城市污染,尽管有消费海煤带来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直接相关。海煤在英格兰近代化的历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经贸深层次博弈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基于互惠互利的中美贸易对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扮演“世界工厂”“组装车间”角色的过程中资源整合能力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引领了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能够有这种高超的资源整合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性，其“经济同化力”在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开放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对外贸已经有了一定的弹性和吸融能力，正因此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焦虑。表面上，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贸易冲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来自中美之间的深层次博弈，即“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当前中国经济开放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正在进行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中美未来合作共赢仍是最佳选择。对此，中国需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切实推动新一轮开放，努力抢占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战略。     

如何推动福建自贸区下的闽台经贸发展——基于国际贸易区域发展视角

对福建省而言,"海丝"战略与福建自贸区建立的实行,是其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机遇,同时也为福建省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改善了出口贸易环境。福建自贸区作为大陆对台湾开放的平台,要发挥其在推进两岸经贸融合、建设同国际接轨的贸易环境的作用。但是福建自贸区在推动闽台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发挥福建自贸区的优势,促进闽台经贸合作的共同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岸经济贸易的增长,还能够提升福建区域整体经济的进步和国际竞争力。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养老金收入调节：借由“第一支柱”抑或“零支柱”

收入调节机制体现养老保障的公平性，更是决定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的关键要素。城镇职工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依靠在“第一支柱”中采取DB型给付实施收入调节，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这一传统模式并不能有效匹配养老金制度的多重目标，在制度实践中，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制约其效率发挥。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力所能及地建立与纳费型支柱联动的非纳费型养老金“零支柱”，充分发挥其基础性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由此建立起支撑社会保险降费的基础，减少纳费型支柱收入调节产生的效率损失。这一结构性调整并非使社会保障走向福利化，而是对补救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修补和完善，是政府积极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寻求从根本上改善养老金制度效率的理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