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1955年在荷兰莱顿召开了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新中国应邀派出翦伯赞、周一良两先生参加。这是冷战开始之后,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第一次与西方学者直接接触。翦伯赞不仅与秦瑞、谢诺等西欧共产主义学者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也对牟复礼等与会的美国学者表现得比较友好。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由谁来书写等问题。中国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正清认为中国存在着潜在的人口问题。西方学者在会议期间的讨论中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论,他们批评中国存在学术不自由的问题,并担心马列学者可能会将在历史上起过较大作用的胡适等人排除在中国历史书写对象之外。翦伯赞和周一良显然对这些问题主要站在政策性立场上进行了坚决反击。揭示莱顿汉学会议作为冷战后东西方学者第一次实际接触的重要性,可以为了解冷战学术史上政治和学术之间相互影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一个鲜明的个案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以塞勒斯·皮克(Cyrus H.Peake)、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美国学界开始正式出现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论著。虽然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有限,     

从《中国新史》看费正清的中国观

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视角之一。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中国,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观。《中国新史》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中国观的总结。费氏的中国观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以考古学领域发现为佐证,强调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美中关系的发展出发,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浅析费正清的历史观与西方两大史学思潮的关系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探讨，费正清的历史现直接缘于文化形态史学；费正清的研究方法则较多受益于年鉴学派。本文在肯定费正清历史观合理性的同时，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     

1940年代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面对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逐步胜利,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中共胜利的原因在于它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这一时期他对中共的分析对他个人和美国现代中国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认识之所以比较深刻主要在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在华的经验;但是还必须看到,他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共胜利的立足点和归宿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英文版《毛泽东著作集》简介

由国际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Stuart R Schram)任总主编的《毛的通往权力之路:革命的文献(1912-1949)>(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是目前西方学术界所翻译编辑的最全面的英文毛泽东著作集。     

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的作用和影响

费正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之一。20世纪40年代,他两度来华通过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命运、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对共产党人的观察、思考,认为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美国必须调整其对华政策。正是由于费正清等人的远见卓识和极力建议,美国决策层及时地调整了对华政策,从而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智者的视野——评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认识现实不能忽视历史,只有对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费正清从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进而认识中国的革命过程和中美关系.他把中美关系置于世界历史中去思考,分析了中美关系矛盾冲突的根源.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并非一元,而是多元的.在多元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应该加强制度、文化和心理上的理解,不能无视其历史传统,加强认识与理解是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基础.     

费正清“夷”字翻译的话语解读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将"夷"字翻译为barbarian,从此该字在汉语语境中的原来foreign的意义遭到驱逐,体现了英国对清政府施加的强权政治。近100年以后,费正清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再次使用了这种翻译方式,反映了他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