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及民族团结心理构建——以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

在族际交往中,经济文化交流仅展现交往主体互动的表征,心理感受及其支配的社会行动才是交往主体互动的本质。通过对江浙沪粤4省市19个少数民族的研究发现,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文化冲突等现象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内卷化"的交往圈降低了族际交往互动的主动心理,跨文化交流障碍使族际互动双方产生了双向排斥心理,民族形象污名化使族际互动双方构筑了心理防御墙。这种民族心理距离现象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延滞了流入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探索弥合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构建跨民族身份的民族团结心理机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共筑中华梦"的伟大目标。     

中日跨文化交际中的人际距离差异考察

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民间往来日益密切,在互相交流中难免会产生摩擦,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两国人民对待人际距离的方式有很大差异。以爱德华·霍尔的空间关系理论为基础,从空间距离、隐私意识以及他人意识三个角度对中日跨文化交际中的人际距离差异进行了考察,以期为中日跨文化交际提供参考。     

基于混合加权距离的毕达哥拉斯模糊TOPSIS多属性决策方法研究

针对决策信息为毕达哥拉斯模糊集的多属性决策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加权测度的TOPSIS决策方法。在分析了现有距离测度方法不足的基础上，首先给出了一种新的毕达哥拉斯模糊距离测度——毕达哥拉斯模糊有序加权距离（PFOWD），并研究了该测度权重的确定方法；在PFOWD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毕达哥拉斯模糊混合加权距离（PFHWD），同时探讨了其特征和与现有毕达哥拉斯模糊测度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一种基于PFHWD测度的毕达哥拉斯模糊TOPSIS多属性方法，并用实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

 亲社会性沉默可能是唯一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沉默行为，当前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前因研究尚显不足。激烈的竞争环境要求领导者具备双元能力，关于双元领导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领域，而领导者结构化了员工的工作环境，将会影响员工的认知和行为，并且沉默行为主要由领导者造成。因此，探讨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整合不确定管理理论和权力社会距离理论，以210名企业员工为样本，运用Spss 22和Mplus 7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讨权力视角下双元领导对员工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检验个人权力感知的中介作用以及中庸思维和权力距离导向的调节作用，揭示双元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①双元领导正向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个人权力感知负向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②个人权力感知在双元领导与亲社会性沉默间起完全中介作用；③中庸思维负向调节双元领导与个人权力感知的关系；④权力距离导向正向调节个人权力感知与亲社会性沉默的关系。        实证检验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拓展了沉默行为相关研究；选取权力视角的双元领导为切入点，丰富了双元领导影响的研究；探讨亲社会性沉默的中介机制，从权力距离导向视角验证了个人权力感知对沉默行为的影响；通过引入中庸思维和权力距离导向作为调节变量，有效回应了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倡议。研究结论对组织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心的距离

与一个人相处得久了,也未必会知道对方的全部。久了,只是把光阴交给了你,但不是心。一个人,能把一颗心毫无保留深层次地交给对方,一定是灵魂走到了一起。灵魂里,两情缱绻,或者惺惺相惜,才会有心的完全交付。有的人,一辈子跟另一个人在一起,却是彼此的一个过客,一转身,就可     

褶皱中文手写体身份鉴别

针对褶皱中文笔迹身份鉴别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散射变换系数统计特性的识别方法,主要利用散射变换的局部平移不变性和弹性形变稳定性等特性,先将文本图像进行散射变换,再采用伽玛模型,对其各子带的散射系数提取分布特征作为全局特征,然后在全局特征上建立Copula模型,最后使用Copula模型之间的KL距离计算相似性,用于身份鉴别。理论分析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对于不同褶皱的文本图像,基于散射变换统计特性的识别方法优于现有的方法。     

制度质量、制度偏向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99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存在较为复杂的制度偏向,对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制度质量相对中国落后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质量差且制度差距大的国家;对技术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国家以及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相对较差、但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对资源欠丰裕的国家,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是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高、但是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总体而言,中国OFDI的区位制度偏向是市场动机和非市场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应逐步加大对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通过制度间的碰撞与融合,不断获取制度溢出,进而产生制度逆向效应,促进国内制度质量的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