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空间叙事探析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频繁，文中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存，现实空间则涉及多个不同地域空间和众多空间场景，以及特定的空间类型。空间元素在小说中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既配合时间叙事，也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成为小说诗词叙事的载体。题壁诗的公共空间属性在这篇小说中有所消解。其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营造了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产生反讽效应，强化了小说主题。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城市空间的改造、生产到正义侵蚀（巴黎1850—1890）

1850—1890年以奥斯曼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巴黎城市空间进行功能性改造，塑造了巴黎新的景观社会并完成了空间生产化、秩序化、政治化的重构。资产阶级借助地租杠杆，利用空间政治工具性和政治功能性进行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实现了阶层分化和新身份政治的形成。资本投机下的空间改造与生产使得巴黎无产阶级生存与发展的权益逐步被蚕食、侵害和剥夺，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空间改造逐渐产生了由认同—消解—反抗的转向，空间正义意识开始觉醒。通过对城市空间规划改造中的阶级立场分析，论证空间正义与城市发展、阶层融合、社会排斥之间的联系机理，阐明资本主义空间规划与空间生产的固有缺陷，对当代城市的空间规划、贫困问题、社会排斥、城市包容性发展、环境更新与治理等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启发与理路审视。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寻绎《道德经》的体系性与人文性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普及版的道家阐释

《老子》哲学对当代社会和人生的引导功能涉及加强学术世界对其理论阐释的精巧性和扩大其思想在当下社会的大众传播两条路径,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普及版便是这样一部新作.简洁、明晰的思辨性语言将形而上的"不可道之道"转化为"可道"的人生修养境界和社会问题批判.陈先生关于道家哲学的种种理解,化整为零,融入《老子》81章的注译、导读和点评中;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建构,使全书思想的系统性得以强化;论题提点和文献抛引,又为读者留下拓殖空间.普及版纠正学界对《老子》的误解以及加强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彰显出陈先生的学术使命和人文情怀.     

唐代宫廷游艺赋的"国典"性及对汉大赋的追摹

唐代宫廷游艺赋大量出现,既是游艺赋自身发展使然,更是时代因素所促成.伴随其发展背景、创作场景和目的的官方色彩,诸赋内容多关涉岁时庆典、讲武练兵、外交往来等比较严正的"国典",是宣扬王德大化、诗教传统的一种文学表达.从辞赋本身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在讽谏主旨的回归和壮美风格的遥应两方面又展现出追摹汉大赋的创作倾向.由此亦可从一个角度揭示辞赋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萨摩亚岛国土著文学今昔比较之探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南太平洋岛国文学文化逐渐受到国内国外更多关注。目前国内对南太平洋岛国文学整体及各个岛国文学个案研究都不多见,萨摩亚文学研究在整个南太平洋文学研究中相对较多,但是缺少系统性,现有研究仅聚焦于艾伯特·温特等个别作家经典作品的解读。萨摩亚经历了长期的被殖民过程,其西方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体现在那个时代土著作家作品中,而独立后主体意识的增强和现代化发展必然带来萨摩亚土著文学作品的变化与发展,当代文学作品更多引导读者关注女性独立、家庭暴力和现代化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传承等当代社会问题。     

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员身份自觉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需要培育党员的身份意识,实现党员的身份自觉,即党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而应该具备的基本标准和要求。党员的身份自觉包括思想身份自觉、政治身份自觉、组织身份自觉、行为身份自觉等方面的内容。当前,党员身份自觉的实现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部分党员身份意识淡化、身份迷失和身份焦虑、党员身份被职务身份所替代等问题。为此,要立足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改进工作作风,使党员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重塑党员身份意识,实现党员思想身份、政治身份、组织身份、行为身份的自觉。     

闺秀与新女性:晚清女学生写作背后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

晚清女学生同时拥有闺秀和新女性两种不同的身份。一方面,她们是来自士绅家族的闺秀,幼受庭训,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遵守传统女德观念;另一方面,女学兴起后,她们又进入女学接受近代女子教育,被塑造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拥有启蒙女界的自觉意识和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在女学生繁荣的写作背后,两种身份并存共生,分别于公、私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又在道德层面实现了新旧两种身份书写的互动与融合。晚清女学生写作背后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是晚清女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身份认同的缩影,她们的努力与尝试体现了女性智慧与女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