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空间叙事探析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频繁，文中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存，现实空间则涉及多个不同地域空间和众多空间场景，以及特定的空间类型。空间元素在小说中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既配合时间叙事，也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成为小说诗词叙事的载体。题壁诗的公共空间属性在这篇小说中有所消解。其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营造了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产生反讽效应，强化了小说主题。      

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化内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以现实空间作为物质载体,反映了古人将世界分为仙、人、鬼三重界的宇宙观,其中的体验空间实现了地理学的想象与历史想象的高度融合。空间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灾害、农牧业、生物物种等生态环境。宫廷空间叙事反映了皇权统治的暴虐,山水空间叙事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官场空间叙事反映了官场官风的腐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具有特定的伦理意蕴,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均有所反映。     

网络小说的空间、地图与叙事

在当前的网络小说叙事中,传统线性叙事的时空关系被打破,时间被淡化、模糊、背景化,而地点、位置、场面、空间等的叙事效能正获得凸显。众多空间的排列、组合形成空间序列,促使网络小说地图的应运而生和旅行书写的展开。从某种程度上看,网络小说的叙事是一种旅行叙事,以空间来结构情节,以旅行来串联情节。空间叙事的意义在于,以空间对接当下的碎片化生活,呈现生活的偶然性,它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稳定性结构,揭橥了媒介革命时代生活的快节奏与偶然性,并通过一种YY性融入与快感体验,实现着对当下社会的回应。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隐喻还是现象:重思传播学视域下的身体问题

身体研究在元理论层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分别侧重于身体的象征意涵和感知意涵,即作为隐喻的身体和作为现象的身体。这种辩证认识论有助于审视传播研究如何进入和架构身体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将注意力投射在身体的主体性焦虑上,从媒介进化史和文化展演的角度出发,发掘了身体在场的技术语境和象征价值,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在日益沉浸化和交互化的传播环境中,身体又被塑造为赛博格的新隐喻和超越话语的新物质实践,这分别是建构主义的延续和反建构主义感知的物质化转向。未来,传播学视域中的身体研究需要高度重视认识论问题,从学术现象讨论转向学术体系建设。     

西方协商民主领域中叙事研究的进路与反思

协商方式一直是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焦点之一。部分协商民主论者在对理性论辩式协商理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将叙事纳入协商民主话语体系,视叙事为协商方式的另一种选择。作为协商方式的叙事,有着特定的内涵,它对协商民主理想承诺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入系统方法研究阶段之际,协商民主领域中的叙事研究也迎来新的挑战。     

《银狐》民间文学叙事的现代言述

《银狐》是郭雪波在对民间传说和历史资料整合的基础之上创作而成的。作者通过叙述常年栖息于科尔沁草原的一只银狐与人类、现实的关系和冲突,构成了小说内在叙事张力。虽说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这部小说内容、题材和创作方法的民间特色,但从叙事学的角度,在民间语境中对它予以观照的甚少。因此,有必要对小说的民间性叙事特做纵深拓展。也就是说,从小说的民间资源和叙事策略,探讨民间叙事的内在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