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穆的文学创作

朱穆,东汉南阳郡宛人,出身缨冠世家,方正不阿,文学上颇多建树.现存作品主要包括《奏记大将军梁冀》《再奏梁冀》《又奏记梁冀》《上疏请罢省宦官》《崇厚论》《与刘伯宗绝交书》《绝交论》,以及《绝交诗》《郁金赋》等.这些作品涵盖散文、诗歌、辞赋等各个领域.朱穆散文的特点是引经据典、纡徐委婉,关注社会问题、反复求证、富有逻辑性,有的作品也有犀利冷峻、金刚怒目的一面.朱穆诗歌的特点是隶事用典、刻画形象、长于比兴.朱穆辞赋的特点是清新淡雅、描写细致、文辞华美.朱穆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较有影响.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开拓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赋学文献整理规模化的特征。在反思的过程中,赋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逐步走出文学史思维模式,回到文本,探源辨体,同时,赋体与他体文学交叉研究以及域外赋体创作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也存在"跨界"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魅力双流

双流地处成都平原腹地，自西向东三面环绕成都主城区，位于成都向南发展轴心区域。幅员面积1032平公里，户籍人口94．21万，辖18个镇，6个街道。双流县是四川开发最早的古县邑之一，始建于公元前16年，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因境内有锦江、江安河两条河流，故借大辞赋家左思《蜀都赋》中“带二江之双流”语而得名。     

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     

论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辞赋作品体现了理学家在"得君行道"之外的泽民之举和忠君爱国之情,在理学家的辞赋创作中具有典范意义。在形式上,朱熹的辞赋多选择骚体,一方面取法乎上,另一方面,这一选择也具有浓厚的时代因素。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朝鲜朝士人辞赋中的时代观照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是朝鲜内忧外患最时期,此际,一部分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为了改变现状,找到根治社会弊病进行了探索,并将这种观照体现在辞赋作品中。其作品大体可分为评谏朝政时局与感怀世道人生两个方面,体现了朝鲜士人救国图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