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

受顾炎武风俗观影响,晚清新史学的"民史"观赋予古语"风俗"以新意,有了民族性的内涵。以俗观史、以俗证史、以俗写史,成为邓实等人风俗著述的基本特征。同时,受英文Folklore的影响,古语"民俗"也有了新意。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助产士,更多指陈民间文学的"民俗"同样有了民族性的意涵。在20世纪前30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出现了风俗与民俗的混用,最终民俗胜出。然而,在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全面莅临之际,史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根性。因民族性而衍生的国家属性使中国民俗学有了独特的轨迹和品性。     

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15-18世纪广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15-18世纪，广西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大藤峡瑶乱日益严重，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景泰、天顺年间，动乱愈演愈烈，为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成化六年，两广总督开府常驻梧州。此后，梧州军政建设不断加强，并成为岭南军事重镇。明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逐渐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日益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重视，开始向商业城镇过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区得到大力开发，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逐渐形成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至18世纪，梧州成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渐趋奢华。梧州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投稿须知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主要栏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健康中国、医学人文、卫生事业管理、心理与健康、高等教育与教学研究等。2021年1月1日起,本刊采用新版期刊采编系统软件进行来稿登记和处理,欲投稿者请直接登录网站http://fjmuxbskb.fjmu.edu.cn/fjykdxsk/home进行注册,并按提示进行投稿。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空间叙事探析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频繁，文中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存，现实空间则涉及多个不同地域空间和众多空间场景，以及特定的空间类型。空间元素在小说中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既配合时间叙事，也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成为小说诗词叙事的载体。题壁诗的公共空间属性在这篇小说中有所消解。其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营造了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产生反讽效应，强化了小说主题。      

天一阁藏品源流考

藉由鄞县通志馆、别宥斋、清防阁等机构的移赠、捐献和馆员的多方收集，天一阁现有古籍18 161种、碑帖4 080种、刻石173种、书画4 000余件。明代方志和科举档案等古籍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部分碑帖、刻石、书画，也经由历代文人墨客的收藏、印签和题跋而兼具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

东汉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边疆经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汉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经略与北部边疆的消极防守形成强烈反差，在处理南部边疆事务时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特殊关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提高，统治者经略南部边疆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且南部用兵相对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不会伤及东汉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