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构建

民事执行当事人在司法实务中经常会出现变化的情况,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事执行的效率,这就需要针对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构建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民事执行当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范畴、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程序的启动、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事项的核验以及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事后救济等,希望能够为民事执行的效率提升提供一定的参考。     

量刑程序改革的辩护视角:误区与辩正

量刑程序改革渐至瓶颈,量刑辩护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以量刑辩护为视角,量刑程序中的辩审关系与控辩关系成为改革的重要维度。量刑辩护存在相应的制度性缺失,主要包含量刑辩护的本体缺陷、辩审关系的实践偏移以及控辩关系的制度偏差。为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贯彻量刑程序改革之初衷,量刑辩护需要从3个方面加以完善:一为本体进路,实现律师的人员配备与专业化;二为辩审进路,从裁方量刑说理、辩方调查取证与量刑意见着手;三为控辩进路,完善审前的信息开示、量刑支持与审判的对抗机制。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

现有的检察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将诉前程序混同于一般民行检察监督程序，将诉前程序的内容简单地理解成督促建议其他机关组织履职。然而从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整体来看，公诉化的构造决定了检察机关负责把握起诉要件，法院负责审理诉讼要件，诉前程序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诉讼职能的审查起诉程序。诉前程序回归到审查起诉的本位，既是为了理顺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也有助于检察机关从积极履职与恪守谦抑的矛盾中解脱，在发挥诉讼职能的理论框架下强化检察权的行使。     

论我国民事"独任制+普通程序"组织模式的完善

在对诉讼程序作精细区分的前提下,"独任制+普通程序"组织模式下的案件类型为事实不易查清但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事实不易查清应界定为案件事实需要耗费较长时间经过调查、取证等程序性事项后即可查清的案件.此外,各类组织模式的衔接应以是否符合类型化案件为条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与"合议制+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在审理期限上应有所区别.应完善法官遴选制度和健全法官责任机制的司法配套改革,以保障"独任制+普通程序"组织模式的有序运行.     

印度战略文化及其变迁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战略文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以来,从战略文化视角解释印度外交战略的研究不胜枚举.学术界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受到文化“稳定性”、“持久性”等基本特征的限制,主要从静止的视角围绕其起源、属性与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从动态视角理解印度战略文化,构建战略文化生成与变迁理论框架.通过对战略文化的类型划分发现,印度在冷战时期形成了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协调型战略文化,冷战后形成了强进攻性偏好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作为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首要条件,环境认知推动了印度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从而影响了战略文化变迁.具体而言,国际体系环境的变化重塑了印度决策精英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并内化成新的观念体系.全新观念体系驱使决策精英行为偏好改变,且通过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上升为特定取向的国家战略偏好,最终生成全新的战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