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中的“译者功能”分析

"译者功能"是叙事学对译者"可见度"的一种描述,是译者在译文叙事中的一种话语存在。本文从《邓小平时代》的译者冯克利身上所内化的"译者功能"表现入手,分析了四种典型的"译者功能"叙事建构模式,以期为海外汉学著作翻译中叙事权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于n长路的(a,b;n)-优美标号的研究

证明了a=3时,Gvozdjak猜想成立.即路Pn存在一个(a,b;n)-优美标号,当且仅当整数a,b,n满足:(1)b-a与n(n+1)/2有相同的奇偶性;(2)0<|b-a|≤n+1/2;(3)n/2≤a+b≤3n/2.在a=3时,结论成立.     

怀疑主义与认知价值

当代知识论越来越重视认知价值的研究，但从认知价值角度去重新思考传统怀疑主义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历史上的怀疑主义者既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又主张我们应该悬置判断。因此，他们不仅预设了一个高的知识标准，而且预设了一个价值标准：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是没有认知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标准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即使无法达到怀疑主义者所设定的知识标准，也不必悬置判断。假设怀疑主义者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同时认可“有些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也有认知价值”，那么怀疑主义就没有很大的威胁性，因为即使我们无法获取知识，也可以获得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取得认知进步。此外，摩尔主义、语境主义、溯因主义这几种对怀疑主义的主要回应是否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对认知价值的讨论。     

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

华夏中国自诞生起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且其凝聚力异乎寻常之强固,又在此后数千年间持续成长,在几乎每个历史时期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之政治体共同体。中国此一伟大政治成就不能不溯源于华夏之可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本文溯至源头,发掘《尚书》之《尧典》《舜典》两篇与信仰、教化相关章句之微言大义,以推明圣人所立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教化之道,并论证其相对于西方教化体系所具有的更高普遍性。     

习近平对邓小平现代化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的现代化战略思想与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与步骤思想、现代化战略布局思想和现代化建设的对外战略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了创新与发展,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等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若干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探索和阐释

改革开放初期是当代中国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理论领域在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景象的同时,也面临着"左"的和右的倾向的干扰。为了克服这些干扰,邓小平就当时大家关注的包括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科学阐释。这不仅成为拨乱反正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成为当代中国彻底走出"文化大革命"的迷途,驶向改革开放正确航道的思想理论先导,也为我们今天继续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     

后理论、后电影与文化研究之后的理论#br# ——再论后理论之争#br#

电影研究的后理论、后电影等概念，与文学理论使用的后结构、理论之后等，虽都翻译为中文“后”，却有其各自的问题意识与对话对象。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齐泽克对波德维尔等人后理论的批判，具有转折时代的特定思想意义。在文化研究衰微之时，齐泽克的再符号化与后理论的认知研究，构成了“索卡尔—文本”事件之后人文知识生产的不同理论选择。在当前后电影状态下，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与电影哲学的稳步推进，显示着新文科建设过程中人文研究的新契机与挑战。     

基于优先权拍卖的产能分配机制研究

本文考虑一个供应商和两个独立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系统。当供应商的产能受到约束时，零售商可能会竞争有限的产能。本文提出将“优先分配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标的物进行拍卖，按照出价高低确定优先分配顺序。本文证明了优先权拍卖机制属于共同价值模型，并提出了两类拍卖机制：事先拍卖和事后拍卖。本文证明两类优先权拍卖机制均会促使零售商提交真实的需求作为订单量，并且满足收益等价定理。而就供应商期望利润而言，事后优先权拍卖机制要高于事先优先权拍卖机制。     

邓小平四川藏区民主改革思想与实践

民主改革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协商方式，领导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及劳动人民，开展以废除奴隶制或农奴制、消除剥削压迫、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建国初期，邓小平等依据民主主义的任务，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提出采取协商方式、实行宽大措施开展土改的构想。再经总结，提升为民主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载之宪法，成为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改造部分民族旧社会形态。即使采取协商方式开展改革，也有可能遭到反对。针对叛乱，邓小平确定“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结合”的方针，组织群众，平息叛乱，保障改革、坚决改革。在改革上，邓小平及时作出指示，引导改革顺利开展，确定“发动群众、上层协商”的改革方针。“发动群众”表明改革依靠群众；“上层协商”反映用“赎买”施以改革，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造方式。文章通过对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依靠谁改革，以及如何对待叛乱的分析，阐述了邓小平对民主改革的认识，也是邓小平解决部分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