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

《开元释教录》指出：义净三藏受帝王之命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之后，“帝御洛城西门，宣示群辟净（义净）所新翻并令标引。二年，丙午随驾归京。敕于大荐福寺别置翻译院处之。”在“御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中无不明确指出：“大福先寺翻经三藏法师义净”华梵俱精，     

西藏佛教的神秘法器——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

在西藏博物馆＂元明清玉器精品展＂展厅内,展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这件＂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该印为八思巴文,青玉质地,玉质温润,印背精雕细刻有一对卧龙,配红色丝绶带（有磨损）。1271年忽必烈始定国号大元,此印印文有＂大元国师＂四字,当在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之后封绶。释教，即佛教。在元代，具有统领全国佛教权利的大元国师大多来自萨迦派宗教首领。     

光明皇后写经与东亚史料的开拓

上海图书馆保存一件有日本光明皇后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一日愿文写经,这就是在日本被称为"五月一日经"的写经。这件写经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是杨守敬自日本携回文书,而是光绪十年至十七年(1884—1891)之间建赮自日本购回的珍贵经卷。光明皇后自天平八年(736年)开始推进历时二十年的写经事业,并在国内广泛收集私人、寺院等公私收藏的佛经论律,乃至各种章疏,不论是否见于《开元释教录》著录,都借来抄写,从而建立起了本于唐朝《开元释教录》的日本奈良佛教一切经。这些海外古文书和史籍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及开拓利用海外史料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

赋与宗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并常被作为传达释教思想的重要载体。现存子部、集部文献中收录的南北朝“释类赋”共有11篇，这种“文字之因缘”与南北朝时期文士和僧人的交游风气相关。为了达到阐释佛学教义的目的，僧人和文士采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前者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术表现手法；后者虽在赋题、物象、场景及旨意上关涉释教，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地是“文随时变”：一将赋序与赋文相结合，二将理趣与情境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辞赋类型，南北朝“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影响不可轻忽，故在古代赋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韩愈贬潮心迹考论——从比较昌黎《论佛骨表》与傅奕《请除释教书》展开

历来人们皆以为韩愈因上<论佛骨表>反佛而遭贬潮州.然通过勾稽宪宗仰慕太宗、玄宗之治的相关史料,并将初唐傅奕之<请除释教书>与<论佛骨表>对勘,发现韩愈被贬潮州乃是由于其在行文过程中因檗栝傅文不慎而犯了"十恶"中的"大不恭"之罪,其贬后之懊悔心态也即由此而生.韩愈遭贬后的"惧死心理"并不仅仅因为潮州环境恶劣,而是韩诗中始终贯穿的主题,这其实是其生命价值与生命本体相冲突的一种体现.这种冲突的激烈和平缓,也就潜在地决定了韩诗或怪奇怒烈或平易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