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研究

随着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不可逆趋势。域外数据立法试图以规制的方式寻求个人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同个人金融数据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国个人金融数据经历了从绝对本地化要求到有条件跨境流动的过程。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面临多重困境：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范不清晰和不统一；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未引入针对金融行业的考量因素；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难以形成我国影响力。在未来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进程中，“进”应树立动态的个人金融数据价值观，细化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规制措施，为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同场景构建区别化的规制模式；“退”则通过识别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法益，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积极寻求和探索综合且多元的个人金融数据保护路径。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     

人的不法理论与一阶层过失模式之证成

与故意犯相比,当下通行的两阶层过失模式在不法层面的判断脱离行为人,其在责任阶层判断主观预见可能性的做法,与新古典暨目的论综合体系将主观心理要素归入构成要件阶层的做法并不一致,有违体系判断的原则。为了克服两阶层模式的弊端,新进观点主张过失只存在于构成要件阶层的一阶层模式,但这一模式有混淆不法与罪责之嫌。在韦尔策尔教授的人的不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将个人能力引入不法阶层的彻底的人的不法理论可以为一阶层过失模式找到理论支撑,同时保持不法与罪责的划分。这种植根于德国学界的彻底的人的不法理论也有本土化的可能。     

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1986～2017年

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万多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研究发现:(1)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的测度,下降幅度约14%～21%;(2)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最近几年稳定在0.33左右,收入流动会使得长期基尼系数下降10%～25%,但收入流动在缓解长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下降,由于流动性下降带来的长期贫困问题需要关注;(3)对不同角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性讨论发现,政府补贴、家庭禀赋(劳动力或土地)、学校教育、社会资本(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实现阶层跃迁,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迁,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收入分配、阶层固化等重要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生育代价、社会资本与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基于全国样本的监测数据

现有研究大多表明生育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就业质量,生育代价普遍存在。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査的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社会资本视野下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及其生育代价的变化。研究发现:虽然生育对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水平有消极作用,但这种负向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介入愈发弱化。因此,在生育新政背景下,为提高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减轻其生育顾虑,可能的途径还在于提升流动女性的社会资本存量。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与 人力资本流动差异性分析

人力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相关却不相同,本文采用2010-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流动方向和流动强度两方面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引致的人力资本流动现象加以研究。结果表明从流动方向分析,各省人口净流动方向基本呈现时间一致性并且流入流出区域具有稳定性。在调查期间人口净流出省份为16个,人口净流入省份为15个,没有明显变化。人力资本净流向与人口净流向完全一致,但省际人口净流向与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并不完全一致,山西、广西、重庆等省市的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始终与总人力资本净流向相反。本文采用流出流入比率和迁移选择中心两种指标测算人力资本流动强度,结果基本一致。人力资本流动中心与人口流动中心分布均较为固定。2010年人力资本流动强度最大的省份在2016年的流动强度也更强,流动强度在省际呈现惯性和马太效应。人力资本流入最强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人力资本流出最强省份始终包括安徽、四川、河南等省份。以人力资本流出弹性衡量人力资本流出强度与人口流出强度的相对强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省份人力资本的流出强度始终大于人口流出强度,西部地区省份差异较大。考虑各省近五年经济增长状况,人口流动或者人力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