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走出离合词现象的迷局——从准定语与准名词现象入手

词的离合现象是语法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文章独辟蹊径,从与词的离析使用密切相关的准定语和准名词入手,根据句子的信息结构原则,解释了词的离合现象的成因。文章指出,话语的信息结构安排是促成句法结构重组的语用推力:话题语的指称化处置诱发了准定语结构的操作,基本不涉及词的离析;评述语受单一新信息原则制约而出现的事件化处置,迫使及物性低的双音词强行拆分以容纳事件化所需要素,是诱发词的离析并催生准定语和准名词的直接动因。文章的观点是,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汉语中并无什么离合词,词的离合只是非形态语中双音词的用法变异,是语用型语言句子信息结构进行整编与重组的副产品。     

语言演变中的语素化与去语素化——基于称呼语“亲”演变过程的考察

基于历时角度,"亲"的用法可大致区分为古代单音节词"亲_1"、构词语素"亲_2"和单音节称呼语"亲_3"三种。"亲_1"到"亲_2"和"亲_2"到"亲_3"语言演变过程分别是语素化与去语素化。语素化与去语素化符合人们对"亲"认识的范畴化、去范畴化、再范畴化认知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根基

法律必须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严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由意思决定的“认罪”、“认罚”，就是主体性原则的彰显。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哲学根基就是主体性原则。只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安排刑事诉讼活动，使之规范化、程序化运行，该刑事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的”。认罪认罚从宽结果的正当性，寓于正当程序之中。在符合了认罪认罚的条件后，对犯罪人的刑罚予以“从宽”。这是因为通过考量犯罪人的“认罪”与“认罚”，能够得出再犯的危险性可能不复存在，符合刑罚个别化机能。这样，“从宽”就有了实质上的根据，这就是优先考虑特殊预防的综合预防理论的思考方法。     

信贷配置、融资能力与制造业高端化

我国制造业的融资能力目前多取决于公司规模、公司性质、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总体来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融资能力较强，信贷配置比重较高。实证结果也部分印证了这一现象。实践中，我国银行信贷仍然存在信贷期限不合理、信贷结构不合理、信贷配置失衡和与制造业高端化匹配度欠佳等问题，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研发与高端化发展。鉴于我国银行信贷配置和制造业高端化现状，建议从信息库建设、创新信贷产品、落实信贷政策和提高科技信贷配比四个方面着手，优化信贷资金支持制造业高端化路径。     

中国当代乡土幽默风情画创始人——扈恩龄

两化(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已经成为了我国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措施,如何通过有效的两化融 合来推动我国工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了目前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最为重大的挑战。本文主要分析目前两化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理论、原因与对策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要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契合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违反这一要求的表现之一就是资源从生产率较高产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低产业部门,导致整体生产率下降,即产业结构调整出现"逆库兹涅茨化"问题。梳理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脉络,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中国"逆库兹涅茨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从城乡分割与服务业扩张两个理论视角,可以概括分析出引发产业结构"逆库兹涅茨化"风险的潜在原因,以提出防范"逆库兹涅茨化"的对策建议。     

“同”的词义演变及其语法化机制

"同"的词义演变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由本义"会合、聚集"义引申出表"相同"义的动词,再演化为表"相同的"形容词;二是在本义的基础上引申出表"齐一、统一"的动词,然后再演化为表"一齐,统一地"范围副词;三是在本义的基础上引申为表"偕同"的伴随义动词,由伴随义动词语法化为伴随介词,再演化为并列连词。同时,在其语法化过程中,转喻、重新分析以及扩展机制在不同阶段起着重要作用。     

“互联网+”背景下的快递员劳动关系界定

快递员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动,面临着法律关系难以厘清及定性的问题。多级承包关系浸润快递行业、以承包关系排挤劳动关系的行规的现状,更加重了法律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在互联网介入劳动提供过程的时代背景下,德、日等国提炼"从属性"概念并构建相应审查标准,美、英等国以"控制权"概念为核心构建判断标准,并通过"Uber"案等司法裁判形成裁判要点。相形之下,我国依据2005年《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建立的劳动关系"从属性"判定标准亟须调整及完善,以适应劳资关系不断复杂化的劳动力市场现状,同时,应在以承包关系介入的情形下强化连带责任,妥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