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县老鸹崖岩画上一种特殊狩猎工具臆度——兼议新疆、甘肃等地岩画中出现的部分狩猎工具

甘肃省景泰县老鸹崖岩画中,有一幅猎人掷出一件多齿状锐器,插在猎物后背部的图像。此类远古狩猎武器也见之于他处岩画。岩画上所见狩猎武器有弓箭、长矛、石球、飞去来器、斧子、戈戟类武器等,都见之于出土物,唯多齿状投掷锐器尚未见报道。这幅岩画的出现,说明古代也用此类武器狩猎,对今人了解远古时代的狩猎方式,有一定的意义。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但是,佘祥林案、杜培武案等冤假错案表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到基层。虽然近几年最高院、最高检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有关的解释,但是在这些规定下,现实中仍存在部分侦查人员通过精神压迫、间接胁迫等方式来迫使犯罪嫌疑人招供的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不能很好落实的原因,希望推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     

非法证据在庭前会议中的排除方式研究

2013年1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庭前会议程序,其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对庭前会议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表明庭前会议程序本身还存在法规模糊、制度欠缺等问题,其中对于非法证据的处理更是争议的焦点。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有关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款,考察了司法实践情况以及法学理论界的不同观点,从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体系发展阶段及特点出发,提出除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情况以外,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原则上应当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同时法律法规应明确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决定的效力。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传统安全下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表现及防控研究

非传统安全具有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特点.在非传统安全的背景下,在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面临着可怕的刑事法律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对于这些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可使企业损失惨重,直至破产倒闭.但是,依据一定的防控原则,依法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这些风险便可逐一化解,最终使企业安然无恙,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疑难问题研究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于52条第2款首次明确规定了行政证据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但该条规定本身过于原则,实践中的应用还需进一步分解与细化。首先要对行政证据概念加以界分。其次应明晰与严格限制证据收集主体的"行政机关",除实物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之外,还应有条件的允许言词证据的使用。最后在刑事诉讼中采纳行政证据,并非在最终判决中采信,行政证据要严格遵循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好瑕疵证据的解释与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