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2015年,变革与创新

1月23日,以"回归·未来"为主题的2015年中国公关嘉年华在京隆重举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2015年中国公共关系行业面临机遇与挑战。中国公关业还是蛮拼的。2014年,恰逢公共关系进入中国30年,经过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政府对公共关系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企业对公共关系的需求越来越多,公众对公共关系的误解越来越少。30年来,国际公司纷纷进入中国,中国公司专业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化、专业化成为中国公关传播行业的显著特征。     

试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坚持的四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也是众说纷纭。从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情况、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和文化价值多元的统一、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的统一、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统一、传承性和开放性的统一等四个基本原则。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分析——李安“家庭三部曲”为例

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冲突,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文化危机以及如何构建文化认同等问题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李安的“家庭三部曲”,反映的就是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进行冲突、协商和构建的分析,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价值理念通过影片中家庭元素的分析来展现跨文化传播中异质性文化的冲突和协商,来探讨其中的文化认同的构建.     

社区传播: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可能与可为

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已有研究虽然较多,但尚未有从社区传播角度对服务体系创新进行整体性思考的探索。本文研究分析了社区传播视角对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必要性。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既是生活的对象,也是一种影响其成员生活方式的力量;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是政府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平台。只有以社区传播为媒介,将农村社区及其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透视渗透在社区中的微观权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真正找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服务体系。     

传播信息和承载意义的“城市天际线”——传播学的进入与思考

"城市天际线"通常是指城市特定地点的高楼建筑群与天边相连而构成的整体景观。它为进入城市、身在城市、或在外关注城市的人带来视觉冲击,标示着人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的独特结合。从传播学角度审视这一城市现象,现代城市天际线的出现与摩天大楼的诞生相连,成为近代以来的贯穿实用主义精神象征性传播媒介,它汇聚了多种空间传播语言,延续着人类对于高度及其意义的向往和移情。城市天际线既是一种实物媒介,同时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得以呈现,获得丰富的社会意涵。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对公路工程承保风险的分析

在公路工程承包中，风险和利润是并存的，承包商在投标和经营的过程中，善于分析风险因素，正确风险大小，认真研究风险防范措施，把风险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ACCUMULATOR的风险定量问题研究

以深南电与国际投行对赌原油价格的ACCUMULATOR合约为典型案例,通过对此复杂的结构期权重新进行分解和组合,构造出能用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计算的新期权组合,并具体给出ACCUMULATOR的一种风险定量计算方法。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