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以李泽厚的"积淀说"为例

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回顾和反思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李泽厚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李泽厚的“积淀说”并不是他单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批判康德哲学的结果，而是他把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理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使得他把康德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带入了马克思的思想，由此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倒转。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是他把自己的先在视域与马克思原有的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视域的融合必然产生意义的增殖，从而构成新的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此而言，李泽厚创立“积淀说”的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张元济的宗教观与佛道典籍出版

出版家张元济不信教,却留下了不少关涉各种宗教的言论与著述。他一生主持编译的第一部书稿,是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他与马相伯的交往,在纽约中国留学生集会上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说中热情呼吁培养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等等,构成张元济宗教观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他的文化观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出版家,他更以自己的出版实践,成功履行了为佛教、道教典籍"续命"的使命,一批序跋文字对佛道源流的精辟论述,大大丰富了他的宗教观。整理出版宗教典籍是为了"存古",而不在于布教。所谓"存古",即"为古书续命",继承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利用。外来的佛教与本土形成的道教,千百年来留下的丰富典籍是人类智慧结晶的一部分,后人没有理由拒绝。从《续藏经》《道藏》《碛砂藏》等等的出版传世即是证明。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1770-1775年莫斯科的鼠疫大战及其启示

1770年,莫斯科爆发了鼠疫。疫情早期,医学界对该病的诊断出现"鼠疫说"和"热病说"两种观点。病名无法定论对防控工作造成重大干扰,瘟疫愈演愈烈。大灾之年,政府忽视民生问题,人民的生活显露危机,走投无路的民众掀起了暴动。叶卡捷琳娜大帝派奥尔洛夫伯爵赶赴莫斯科救灾。他迅速开展了摸底工作,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全力解决民生问题,弥补抗疫失误。很快,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防止疫情反弹,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1775年。痛定思痛,中央政府还积极改善莫斯科市的公共卫生。鼠疫大战带来的启示,对当下抗击瘟疫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深化交流合作 推动高质量发展——2019年广西对台工作回顾

2019年,广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对台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作为,扩大深化桂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和基层往来,推动广西对台工作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