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峡中》的“浮士德冒险”与现代人的诞生

《南行记》中的"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切近鲁迅所说"中国新青年",同时也最切近世界性的浮士德精神的人物。"我"在《山峡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浮士德冒险"故事。小说全面展示了作为现代人的"我"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造就自己行动的哲学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种永远向着未来展开的现代性伦理。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 ——重读《沧浪之水》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沧浪之水》讲述的是一个“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的故事，是对这一主题的续写和改编，也是对“年轻人”和“人”的又一次重新想象。同时，《沧浪之水》是在“新写实”之后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次尝试，它在再一次充分地释放现实主义能量的同时，也同样受到了这一写作方式的限制。这一限制既体现在小说的创作当中，也体现在批评家的批评文本里。     

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

解放区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内容与书写方式,与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与运动进展相对应,呈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特别表现在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描写方面。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土改书写,经历了从初期的政策宣传到后来强调揭示"本质"的演化轨迹。1950年秦兆阳《改造》被批评、作者被迫检讨喻示着此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成为唯一"合法"的叙事类型。反观赵树理和孙犁这一时期的土改书写,可以发现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与众不同。     

1940年代: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19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与创作极为复杂的时期。当以《边城》为代表的创作高峰过后,苦于对生命、人性及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为寻求自身创作的突破,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陷入了空前的焦虑和心绪的惶惑之中。尽管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一方面将笔触伸向变革中的湘西,《长河》即作家观察认识湘西的结果,但这部未尽的长篇,却难以遮掩沈从文创作的式微。另一方面,创作的不理想,并没有使沈从文停顿对文学的思考,反而促使他陷入了对宇宙、自然及生命世界的"抽象的抒情"的遐想之中,探询人生与生命的永恒意义。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一个继续展示自己文化理想的舞台,随着中国形势的巨变,沈从文又一次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和选择。     

丑角、看客与孤独者的悲喜剧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形象之比较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都塑造过一系列具有丑角特质的形象。不同的是,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具有自觉性,以小丑身份为面具,掩盖自己的孤独与恐惧；鲁迅笔下的丑角多是非自觉的,他们认真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念,却因其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被人当作小丑、疯子。从中折射出两位作家迥异的生命观,穆时英从个体角度出发,写出了都市人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面具的无奈,对丑角表演持拥抱态度；鲁迅则从批判国民性的宏观角度出发,敏锐地意识到了丑角表演背后的隐忧,对其持拒斥的姿态。     

丝路与博物：唐前小说殊方异物的文学书写与美学特质

回顾小说的发展历程，殊方异物是中国古代小说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题材。殊方异物题材的产生与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密切关系，此类内容的出现，反映了小说这一文体在发展之初即已凸显出的开放包容态势。殊方异物是博物小说的源泉与重要组成部分，殊方异物类小说的出现与丰富，使博物小说逐渐独立为一类。殊方异物类小说在故事情节与叙事方面的充实，也使博物小说从《山海经》所代表的早期博物传统中跳脱出来，为唐以后博物小说的成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途。在域外色彩与博物传统的加持之下，唐前小说殊方异物书写具备独特的审美特质与叙事程式，光怪陆离而又珍异非常的殊方异物物象是中国小说早期发展过程中最具文学性的物象群体，并在有限的情节中展现出较丰富的文学性与美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