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峡中》的“浮士德冒险”与现代人的诞生

《南行记》中的"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切近鲁迅所说"中国新青年",同时也最切近世界性的浮士德精神的人物。"我"在《山峡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浮士德冒险"故事。小说全面展示了作为现代人的"我"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造就自己行动的哲学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种永远向着未来展开的现代性伦理。     

丑角、看客与孤独者的悲喜剧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形象之比较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都塑造过一系列具有丑角特质的形象。不同的是,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具有自觉性,以小丑身份为面具,掩盖自己的孤独与恐惧；鲁迅笔下的丑角多是非自觉的,他们认真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念,却因其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被人当作小丑、疯子。从中折射出两位作家迥异的生命观,穆时英从个体角度出发,写出了都市人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面具的无奈,对丑角表演持拥抱态度；鲁迅则从批判国民性的宏观角度出发,敏锐地意识到了丑角表演背后的隐忧,对其持拒斥的姿态。     

“传统”“民间”的化用与创造——论莫言新作《锦衣》《故乡人事》的美学追求

莫言新作《锦衣》《故乡人事》是其创作固有的对传统的创造性发挥,既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又融入了莫言个人的创造性。《锦衣》是对传统戏曲美学趣味的亲和,同时又加入了莫言个性的点睛之笔,融入了现代体验。丑角王婆、王豹的充分表演是对传统戏曲的改造。王豹的性格塑造则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承续。王豹的性格具有阿Q性格的一面:卑怯。王豹的革命类似阿Q革命。《故乡人事》是莫言的"笔记体"小说,有传统"笔记体"的意味,近似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奇人异事的记录,也在神韵上沟通了魔幻现实主义;同时融合了鲁迅短篇小说的笔法和神韵,注重白描,更注重人物内心状态,直抵人物内心深处,传统与现代高度融合。     

共和危机的文学应对:孙中山北上与鲁迅杂感文书写实践

孙中山北上,为再造民国挽救共和提供了新契机,也激活了鲁迅沉寂已久的杂感文写作。随着时局的发展,执着于切身日常生活的鲁迅革新了杂文与杂感的书写形式,沟通了审美、伦理与政治,以生命美学的方式,应对了共和危机,拓展了书写层面与政治层面的自由。     

在“铁屋子”外“打边鼓”——鲁迅介入文学革命考论

鲁迅"五四"前后的个人阅读史表明,在文学革命于1917年初经由《新青年》提倡而兴起的时候,恰是他与文学距离最远、对文学的热情降至冰点的时候。由于"新生"文艺运动溃败体验的参照,鲁迅最初对《新青年》所开展的文学革命态度冷淡,他将文学革命视为一次"铁屋子"外的思想先驱对"铁屋子"里的普通民众的启蒙行动,难于成功;后来之所以决定介入,主要出于一种友情赞助的心态。为此,他秉持明确的"听将令"和"打边鼓"意识,这种相对边缘的姿态既使得他和《新青年》同人保持步调一致,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又便于他坚持个性化的独立思考和文学表达,选择适合思想表达的文体,将思想文学化,从而对杂感与现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文体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文学翻译对中法文化传播的贡献

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至十三世纪,这时期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翻译.通过文本翻译,十三至十八世纪法国汉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汉学研究成果,十九世纪法国正式设立汉语教学科目.二十世纪,法国对中国作品的翻译选择转移到纯文学文本,对于《红楼梦》以及鲁迅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都值得我们关注.在中法两国的文化传播中,翻译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     

名人怎么做父亲

鲁迅:顺其自然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7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解释:“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     

鲁迅的“油滑”灵感:现代中国小说的创造性要素

本文通过简要考察张辛欣、韩少功、刘恒在1980年代发表的三篇小说,来分析评判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将神话隐喻引入小说创作的前途与危机.在《故事新编》中,鲁迅的实验远比他的批评者们所认识的更为激进.油滑往往比偏见更加富于游戏性,特别是当油滑源自他对时间倒错这个口碑极差的文学策略的自由使用.鲁迅在小说中对于象征和寓言有非常复杂的应用.神话为关心文化认同问题的作家们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但同时,鲁迅所认识到的神话创作危机依然困扰着当代作家.神话创作实际上会抑制而非激发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