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社会结构视角下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乡村干部积极作为是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部分乡村干部仍然存在不积极作为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乡村干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受到部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乡村干部的积极作为可能面临多重困境,从而产生不积极作为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面对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活压力所塑造的压力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采取形式主义行政方式;第二,面对由部分乡村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道德因素所塑造的道德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遵循"不出事"的行动逻辑;第三,面对由"强关系"属性所构建的关系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和地方势力"拉关系",以此获得资源支持.基于此,需要创新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多层面提高乡村干部待遇,构建良好乡村道德社会结构,以此改善乡村的社会结构因素,破解乡村干部面临的"结构化"困境,激发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能动性,推动乡村振兴.     

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两轨六步法”式的产业政策：解读、疑惑与评述——与林毅夫教授商榷

在林毅夫教授构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理论框架中，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的比较优势，要使这种优势转为市场竞争力，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就要遵循“两轨六步法”式的行动纲领，指导有为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降低交易费用，使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最终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和超越。对这一范式的解读发现，它存在着产业政策定义多变、潜在比较优势难以量化、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界限不清、产业分类标准不统一等多个缺陷，导致它的逻辑体系和产业政策指南不能无缝对接。就该框架的一致性、连贯性和条理性而言，还存在诸多学理上的问题或错误不能称之为产业政策研究的范式革命。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区块链技术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结构的调节作用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迈进数字经济新时代.区块链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最为重要的基础技术设施之一,正在加速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和数字创新,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和应用.区块链技术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是什么?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选取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当年是否引入区块链技术作为公司治理手段为哑变量,通过计量分析研究了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了公司治理结构在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企业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应用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当公司治理结构呈现较高独董比例和较高股权集中度时,区块链技术应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得到加强.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工伤认定的法律逻辑：法教义学的观察

[提要]纵观国内外工伤认定法律制度体系发展历史，无论是工伤认定中工伤范围、对象以及认定标准均是随着该国经济社会、社会保险制度发展而不断发展，其工伤认定的法律原点是保障职工合法的工伤权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以期达到用人单位、职工和工伤保险基金的利益平衡。通过对工伤认定中“伤”和“病”、“劳动者”和“职工”、“三工”标准存在的法律实践争议分析，提出从经济及法理基础理论出发，明确工伤认定中倾斜保护劳动者和平衡分配工伤风险的原则，厘清工伤认定对象、范围和认定标准的法律边界，明确依法适用法律法规是“病”纳入“伤”的正确姿势。     

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最多的人社关键词

“就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出现35次,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就业工作的重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的表述。面对历史罕见的冲击,我们在“六稳”工作基础上,明确提出“六保”任务,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以保促稳、稳中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