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多重互动:政务短视频的营销传播策略分析 ——基于丁真走红事件的个案考察

随着短视频的发展,政务短视频成为重要的营销传播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中,以藏族少年丁真的网络走红为例,分析了政府、媒体与公众围绕该热点事件呈现出的多重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线上线下联动传播;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政务号协同传播;同时,政府和媒体共同构筑了公众参与的话语空间,在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下短视频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共创、共享的对话机制和传播策略.除此之外,基层政府在利用政务短视频进行营销传播时,还需要进行在地化的表达,维持常态化的运营.     

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践行新闻原则的时空困境思考

本文从《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论述出发,从社交媒体发展、肯定性新闻与公民自治三个维度对新闻原则的时空困境进行讨论,探索新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与公民自治的可能性.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学习强国"融媒体平台的功能优化与价值重构

目前,"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机构优化、集成创新、跨界融合等方面虽有一些成功经验及创新性做法,但仍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去解决.文章立足"学习强国"融媒体平台的价值构建,从多层面进行思考.在功能优化与价值重构上,文章认为既要构建圈层,又要重构场景;既要技术驱动,又要创新话语;既要动态管理,又要有机制和政策保障,从而多维度、多角度联动构建,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治主体的互动结构转型研究

"干部互动"是基于"体制性关联"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客观存在关系,它衔接、弥合、建构的是"国家-政府-社会"框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内在运作机理。当下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村治主体的"代理人""当家人"角色,在资源密集输入的乡村振兴时代,于"科层-关系"的底色互动关系下开始发生三重结构性分化:传统维持性取向、过渡重构性取向、现代行政性取向。我们必须明晰认知、辩证对待"村治主体互动"在城乡转型中正历经的巨大流变,应始终将村治主体作为衔接国家规范与乡土秩序的中介变量,充分激活自治性,引导基层社会走向良序。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和类型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可能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形象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独特而又有力的中国声音；二是加强并深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主题；三是坚守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并光大中国的优秀文化；四是放大红色基因，积极弘扬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新主流文化导向的影响下，中国的类型电影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灾难片、伦理片、科幻片、武侠与现代打斗片中会出现新的调整或重塑。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微调和变化中，我们也应看到高科技所营造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穿越”类型的新的叙事手法和网络传播、网评等，也可能会带来各种新的融合的机遇和弊端。因此，加强管理和规范网络的商业化运作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文学表达方式之流转与写人传统之形成

文学创作往往依据某种文类或文体特征而借助或匹配相应的表达方式,这些定式的表达方式往往会随着历代运用及认知状况而形成相应术语流转或更新.大致说,"赋比兴"三法最初是古人根据《诗经》文本而归纳出来的诗歌表达方式,并衍生出"铺写""比象"等写人笔法;后来,随着抒情性"诗骚传统"与叙事性"史传传统"的并行互融,不仅确立了"抒情"的主体地位,而且包括"状物"在内的"叙事"也备受重视,于是"赋比兴"诗法便逐渐流转为"抒叙议"(抒情、叙事、议论)文法.在此前前后后,又随着诗与画、诗与文、小说与画等文类互渗互动的文本创构,本原于绘画理论中的"描写"逐渐由隐而显,加入"抒叙议"文学文本创构俱乐部,并时常与"叙述"相依为命.至明清时期,风起云涌的戏曲小说往往将叙事与写人兼顾.先前的各种文学写人文本,此时再度被纳入人们的视野,被运用写人理论展开回溯性地重新审视.诗骚、辞赋、绘画以来的写人传统得以越来越清晰.同时,传统写人理论也相应地愈发显示出其谱系性,并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自成一脉.     

工伤认定的法律逻辑：法教义学的观察

[提要]纵观国内外工伤认定法律制度体系发展历史，无论是工伤认定中工伤范围、对象以及认定标准均是随着该国经济社会、社会保险制度发展而不断发展，其工伤认定的法律原点是保障职工合法的工伤权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以期达到用人单位、职工和工伤保险基金的利益平衡。通过对工伤认定中“伤”和“病”、“劳动者”和“职工”、“三工”标准存在的法律实践争议分析，提出从经济及法理基础理论出发，明确工伤认定中倾斜保护劳动者和平衡分配工伤风险的原则，厘清工伤认定对象、范围和认定标准的法律边界，明确依法适用法律法规是“病”纳入“伤”的正确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