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和类型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可能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形象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独特而又有力的中国声音；二是加强并深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主题；三是坚守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并光大中国的优秀文化；四是放大红色基因，积极弘扬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新主流文化导向的影响下，中国的类型电影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灾难片、伦理片、科幻片、武侠与现代打斗片中会出现新的调整或重塑。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微调和变化中，我们也应看到高科技所营造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穿越”类型的新的叙事手法和网络传播、网评等，也可能会带来各种新的融合的机遇和弊端。因此，加强管理和规范网络的商业化运作是理所当然的。     

工伤认定的法律逻辑：法教义学的观察

[提要]纵观国内外工伤认定法律制度体系发展历史，无论是工伤认定中工伤范围、对象以及认定标准均是随着该国经济社会、社会保险制度发展而不断发展，其工伤认定的法律原点是保障职工合法的工伤权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以期达到用人单位、职工和工伤保险基金的利益平衡。通过对工伤认定中“伤”和“病”、“劳动者”和“职工”、“三工”标准存在的法律实践争议分析，提出从经济及法理基础理论出发，明确工伤认定中倾斜保护劳动者和平衡分配工伤风险的原则，厘清工伤认定对象、范围和认定标准的法律边界，明确依法适用法律法规是“病”纳入“伤”的正确姿势。     

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最多的人社关键词

“就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出现35次,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就业工作的重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的表述。面对历史罕见的冲击,我们在“六稳”工作基础上,明确提出“六保”任务,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以保促稳、稳中求进。     

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问题研究——基于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解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当前面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出现的新问题制定的一套具有规范化、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法律保障机制。从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保障机制的制度特点来看,《条例》的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化,处罚方式强调规范化,监管过程具备严密化,监管主体呈现多元化。《条例》采取全程协同监管手段消除“灰色治理”的“梗阻”,用“法律红线”落实并明确各方的法律主体责任,以细化规定的方式打通工资支付的“绿色通道”,从而能够保障《条例》的有效落实。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条例》主要从实践逻辑层面上落实法治化保障措施:明确不同监管主体在监督检查领域中的职能定位,对用人单位实行严格的资格认定与法律责任制,在监管领域中始终关注劳有所得的民生问题。     

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金字塔底层的创业机会与价值实现——以城市外来工创业的多案例为线索

运用扎根理论,选取我国金字塔底层人群中特殊的城市外来工的创业案例,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探索资源拼凑对创业机会与金字塔底层价值实现的中介作用和创业能力对资源拼凑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创业机会是创业者价值实现的基础。产业集群下的市场空缺提供的"低科技"和行业经验知识丰富的创业机会能提高底层创业者的创业成功率,而亲密社会网络提供的新创业机会能帮助创业者转型升级;2.资源拼凑对金字塔底层创业机会与价值实现有中介作用。"选择性拼凑"最少资源,通过"内部挖潜"实现创业。"并行拼凑"多种资源,通过"外部扩展"实现转型升级;3.创业能力对金字塔底层创业的资源拼凑有调节作用。创业能力弱时倾向"选择性拼凑"。创业能力强时可以采用"并行拼凑"。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共治共享视角下旅游市场秩序评价维度识别与评价指数构建 ——基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研

[提要]旅游市场秩序规范与否影响着旅游行业的声誉及其在游客心中的形象，规范的旅游市场秩序和完善的制度环境可通过赋能市场推动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通过对旅游市场监管人员、旅游者、旅游经营者等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学者的深度访谈收集一手资料，辅助多样化的二手资料，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识别出旅游市场秩序的评价维度，即制度环境、旅游市场准入秩序、旅游市场交易秩序、旅游市场竞争秩序、旅游者反馈处理和旅游市场退出秩序，构建了旅游市场秩序评价维度模型；基于维度模型，确定了旅游市场秩序的测量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了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水平评价指数。研究基于旅游市场治理工作的迫切需求构建了旅游市场秩序评价的理论模型，旨在为旅游市场秩序的测评和治理提供指导，以旅游业特色理论推进良好旅游市场秩序的建构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