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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键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2):1-13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相似文献
2.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供应链协同减排成为生产和消费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在进行减排决策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供应链权力的结构成为影响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个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和定价决策问题,分别给出了零售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Nash博弈均衡解,并分析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批发价格、碳税税率等参数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当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固定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但是当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固定时,提高产品的批发价格却不一定总是能够激励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2)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对于低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可以增加产品的减排水平,但是对于高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减排水平;(3)一般来说,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产品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对较高,供应链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最后,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相比,随着产品批发价格的增加,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逐渐增强。数值实验结果显示:在碳税税率的一定取值范围内,这种双重边际效应会使得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最优减排水平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均优于集中决策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为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协同减排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相似文献
3.
任剑涛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1):40-53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相似文献
4.
魏崇辉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98-107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 相似文献
5.
自启蒙时代以来,权威概念受到了极大挑战,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淡薄了。在自然主义的理论中,权威被看作是某种衍生性的东西或某种要消失的东西。在笛卡尔和帕斯卡的哲学中,权威与意志概念之间有着本质关系,他们揭示了权威在本源性上具有神圣的特征。在克尔凯郭尔和《圣经》的文本中,真正的权威是神圣权威,其根本特征是完全抛弃权力和武力,因此具有柔弱性。个体应该在处理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关系中成为自己,同时也使神圣权威成为真正的权威,使世俗权威回到自己的相对地位。 相似文献
6.
《国际论坛》2021,(5)
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任期中采取了一系列以单边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动摇了支撑当代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价值,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自由国际秩序向何处去"的理论争论。自由主义学者倾向于认为当代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国共同接受的规则和制度、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公共物品供给基础之上的,因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从内部动摇了这一秩序的基础,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内在运行逻辑就蕴含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秩序走向终结的因素。一种正在浮现的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合理成分,但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混合型秩序将既有利于各国维护自身利益,又可以保持国际秩序总体稳定,因而将是未来国际秩序的理想状态。 相似文献
7.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相似文献
8.
[提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财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实现政府不同社会经济目标的作用。分税制改革后建立的转移支付制度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因存在制度缺陷导致了其有效性缺失,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现代财政制度的需要,亟待进行完善和改革。本文主要探讨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基于对中国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现状分析,发现其有效性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均等化效应不佳及缺乏激励。我们认为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目标应定位为兼顾均等和财政激励双重目标,本文在明确构建兼顾均等与财政激励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设计路径基础上,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 相似文献
9.
胡京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8):55-61
[提要]纵观国内外工伤认定法律制度体系发展历史,无论是工伤认定中工伤范围、对象以及认定标准均是随着该国经济社会、社会保险制度发展而不断发展,其工伤认定的法律原点是保障职工合法的工伤权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以期达到用人单位、职工和工伤保险基金的利益平衡。通过对工伤认定中“伤”和“病”、“劳动者”和“职工”、“三工”标准存在的法律实践争议分析,提出从经济及法理基础理论出发,明确工伤认定中倾斜保护劳动者和平衡分配工伤风险的原则,厘清工伤认定对象、范围和认定标准的法律边界,明确依法适用法律法规是“病”纳入“伤”的正确姿势。 相似文献
10.
[提要]在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要更加注重对被害方的权益保障。而从司法实践来看,重罪认罪认罚中被害人的知情权、意见表达权等权利均未得到充分的保障。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核心就是要加强并保证他们的程序参与权,因此无论是因应重罪属性的需求,或是体现制度多元内核的需要,还是为了进一步平衡国家刑罚权与被害人权益,都需要对被害人在重罪认罪认罚中的参与权进行扩张。但这种扩张又不能超越限度,不然会面临侵害被告人权利、影响司法权理性运行以及妨碍社会正义运行的风险。因而要秉持有限性的原则,合理地扩张被害人的知情权、意见表达权,并增设被害人的异议救济权。只有合理地保障被害方的程序性参与权,才能更进一步地推动重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科学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