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人性的局限性与可塑性 ——论菲利普·基切尔对社会生物学的人性观批判

社会生物学依循"威尔逊阶梯"的总体思路,运用广义适合度、进化稳定策略、博弈论分析等概念或方法来刻画与界定人性.通过细致分析,基切尔揭示了社会生物学在探求人性过程中犯下的一系列方法论谬误,并在研究结论中混杂了大量迎合新右翼政治立场的阶级偏见、种族偏见与性别偏见.基切尔试图表明,尽管人性在基因制约下有其局限性,但人性依旧可以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得到重塑与改进.社会生物学对人性固定性的仓促论证,并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公正与平等的种种努力.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基于自组织理论构建地方高校协同育人机制

协同育人是当代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流方向.当前,高校协同育人在制度上、机制上、模式上存在不足,特别是企业方参与协同育人的主动性不强,严重制约高校协同育人的成效.运用"自组织"理论,可以有效审视高校协同育人机制上的缺失,指导深度推进高校协同育人.健全高校协同育人机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高校发挥主体作用、企业发挥重要参与作用.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测度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学界研究和智库权威评价体系构建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体系,通过无放回抽样确定了21家样本社会智库,信度检验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测算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呈两极分化状态;人才缺失是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社会智库内的政府官员对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响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问题为导向、成立协作式研究团队、完善人才结构、及开展"精细化"研究等,以此提升社会智库研究能力.     

近代社会变迁背景下护理业的发展——以看护与护士之“变”为视角

19世纪后半叶西方传教士来华医药传教活动推动了西医护理业在华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护理业在华发展，对护理从业者的称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多以看护和护士二词较为常见。以看护与护士之“变”为视角，是为分析护理人员称呼使用的变化及护理人员来源的发展变化，从而进一步思考我国近代护理业发展与近代社会变迁。看护与护士之“变”不仅是护理业从业者名称的变化，更是近代社会在不同国家医疗模式影响下护理业发展的具体表现。随着社会环境变迁，政府主导下的护理业逐渐面向规范化及职业化的发展方向，护理业内部选择以及社会发展的外在推力促使其发生转变，护理业也得到了社会进一步的认可与接纳。     

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医的社会性偏见：以梁启超疾病史为例

文章回顾了近代时期医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对中医社会性偏见的原因是西医的科学知识被社会所需要，由此分化出对两种医学不同的价值取向。文章以梁启超疾病史及其在公共领域发表的社论与私人家书做对比，具体说明了对中医的偏见在社会中的显象与运作。     

河西走廊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价值观念变迁

伴随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依附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上的价值观念体系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变迁过程。河西走廊牧业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可还原为“核心层—基础层—外显层”三重层级结构。在多层级双向互动中，传统万物有灵的“赋魅”式价值观念与科学主义“祛魅”式价值观念及崇尚资本的“再赋魅”式价值观念交错并置，整合共生，日益呈现加速化、差异化、多元化、主流化等价值观念变迁趋向，既推动了新的复合型生计方式生成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亦使社会面临价值失范风险。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牧业社会价值观念变迁规律，引导其良性变迁，对于推动牧业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民法典》中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效力

优良家风进入民法典，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法独特的社会化要求与其并入民法典后的社会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优良家风条款通过导入家庭在身份法上的主体地位、明确家庭关系中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公共秩序范围与来源，以及制衡婚姻家庭法的财产法化倾向，可有效反映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优良家风条款的效力构成包含了旨在规制家庭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组织规范效力，以及推动道德教化的倡导性规范效力，但其核心是引导司法过程的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效力。在具体适用上，应着重实现优良家风在处理监护人“失管失教”与家庭成员造成外部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在合理维护家庭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在限制假借身份行为谋取不当财产利益行为的功利性效力，以及在创设基于优良家风的独立法益等方面的规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