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体财产股份化的制度构造

农民集体财产股份化不会改变集体财产的性质,其在促进财产利用效率的同时又使成员权利得到了保障。保障性财产量化股份和经营性财产量化股份应做区分,前者禁止流转,以给成员提供现实的和代际的保障;后者允许有条件流转,以提高股份价值从而增加成员财产性收入。制度构造方面,量化折股应当不限于经营性财产;量化股份应当确股到户且实行不增不减政策;在量化股份之外设非量化股份,以吸纳外部资本和管理经验;不设集体股;收益分配不得超过财产收益。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我国劳动力市场歧视及规制路径

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对劳动者进行与其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的估价,这种估价影响了个别劳动者获得同等报酬或获得同等就业的机会,这种行为即为劳动力市场歧视。主要表现为不平等的就业机会、较严重的性别隔离以及缺失的安全保护,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平等就业权。劳动力市场歧视包括诸多类型,也存在显性和隐性歧视之分。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在规制歧视行为时存在法律体系全而不精、制度设计华而不实、救济渠道有而不通等问题,需要从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治理。     

IPO还是借壳:什么影响了中国企业的上市选择?

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借壳上市数据检验了影响中国企业上市路径选择的因素。以往文献发现较差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借壳上市而不是IPO上市,然而本文发现中国借壳上市的企业无论在上市前还是上市后业绩表现均显著好于IPO企业,即更好的企业选择了借壳上市而不是IPO上市。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这些企业选择借壳上市的原因。本文发现选择借壳上市的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在IPO管制下,借壳上市可以帮助企业更快上市缓解融资约束,同时有效利用市场择时降低上市成本。最后,本文排除了会计信息质量、信息不对称等其他对企业上市选择的竞争性解释。面临融资约束的优质企业选择借壳而不是IPO上市,说明中国现行的IPO审批制度对企业上市的筛选是缺乏效率的。     

三大台整合背景下未来广电市场的格局变化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了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这样的政策驱动下,传统媒体将面临新的竞争格局,必然要谋求新的出路。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个案分析法对三大台合并的政策背景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探讨了合并后内容生产的变化,进而分析了传统媒体未来的竞争格局和发展方向。     

新时代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与实践路径

经济下行阶段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性、充分性和稳定性更加复杂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化事实。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平衡、不充分、不稳定的实证分析,构建以区间调控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体系,并指出加强中国情境化的劳动力市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三管齐用,综合治理,是新时代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40年:实施逻辑与发展趋向

农村经济改革是我国整体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约束条件和发展战略、农村经济制度、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经济发展绩效的依次影响关系,构建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分析框架。该框架阐释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40年的内在逻辑,强调农村经济改革经历了"粮食增产主导"和"农民增收主导"两个阶段,且制度变革的核心是推动政府-市场关系调整,主线是放松政府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并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现阶段我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经济随即开始步入城乡融合主导阶段,这内生地需要深化农村经济改革,且在政府-市场关系持续调整时需要关注政府间、市场间的结构特征,由此可引申出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     

基层市场结构中的乡村女性与家庭手工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1940—50年代)

施坚雅的农村基层市场理论是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整合的重要理论之一。2017年,施坚雅田野调查笔记的出版,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补充和修正施氏的理论。学术界多年来关注"妇女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贡献是否被低估和遮蔽"的问题,而施坚雅没有论述乡村女性在市场中的表现。成都平原乡村女性是基层市场的重要参与者,1940—50年代,成都平原的乡村女性,通过参与市场活动,以及针对市场进行的家庭手工业、副业和农业,不仅为家庭增加了收入,为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更赢得了家人、社会和国家的尊重,实实在在的收入、口碑和荣誉,这些不是轻易可以遮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