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王弼的自然观与魏晋美学

王弼的“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是对老庄“美在自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自然观建立在“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并从总体上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重视自然、崇尚朴拙的审美风尚。这种审美风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天放的人格美、怡情畅神的自然美和自然天成的艺术美。     

当代孟姜女故事的人性主题

以苏童《碧奴》为代表的当代重写“孟姜女”故事的小说群,通过对女主人公真善美的形象与文中人物丑恶的众生相比较,折射出当代社会人性淡漠的现象,从文化的角度叩问人类的灵魂,探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孟姜女”故事在作家笔下一次次获得了新生.新时期的“孟姜女”再次向世人昭示着真善美的人性与价值观,召唤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新时代人类心灵的反省.     

学《诗》以言,魅力倍增——略谈《论语》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论语》既有直接对《诗》的引用,也有对其赋比兴表现方法的运用。无论是哪种运用,都能使人感悟到《诗》的美感和作用。＂诗言志＂,表达的是情感,来自于形象思维,这种文学的思维与美术的思维颇为一致,都是对事物形象的描绘。《论语》学《诗》以言,语言表达技巧高超、魅力倍增。     

论毕飞宇的小说美学

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成功源自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写作策略的调整,这种策略调整是源于一种小说美学的追求。在小说立场上,从工于小说叙事转向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在写作伦理上,从热衷于历史想像转向更为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世态人情;在小说的史诗性品格上,区别于传统的英雄史诗而探索平民大众的史诗,通过对日常生活小格局中小人物的内在精神上的提升来展现一种大人生的美学理想。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毕飞宇小说：历史·启蒙·叙事

毕飞宇小说叙述的是寓言形态的历史和蕴涵于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历史。通过这种历史的叙述,毕飞宇意在显示思想文化启蒙的艰巨性和急迫性。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是在叙事中解构叙述历史和异类叙事。     

异乡生存之痛——毕飞宇小说“疼痛”母题解读

毕飞宇自20世纪90年代初登上文坛以来,其创作风格不断变化,但＂疼痛＂却是其小说创作中贯穿始终的母题。毕飞宇以异乡人的生存处境作为切入现实社会和个体生命状态的一个角度,紧紧围绕异乡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展开叙事,淡化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的苦难,主要致力于在文化碰撞与城乡冲突中表现异乡人在生存过程中体验到的疼痛,展现异乡人的生存处境与普遍命运,在对异乡人生存困境的冷静逼视中,审视历史与文化,拷问人性,体现了作者对转型时期当代中国的深层思考。     

《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