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祭祀对象的选取看梅山儒礼的价值取向

梅山儒礼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一脉相承,虽然有神秘的程式,但无论是框架、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出我国儒家所倡导的平等的人本精神。单从祭祀活动所选取的祭祀对象就可以解读出梅山儒礼呈现的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和谐生活、兼济天下的思想。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伦理领导行为:内涵结构与量表开发

文章以中国民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采用跨案例分析法探讨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的内涵结构及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中国情境特点的民营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量表。研究结果显示：受中国儒家伦理文化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包括"德性修养""集体动机"和"天下情怀"三个维度；企业家的伦理领导行为表现为"修己安人"的关系内涵，企业家自身不仅践行着较高的伦理道德标准，且将之扩展至对员工、组织行为的引导和规范；本研究开发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文章丰富了西方伦理型领导理论和高阶理论研究，对中国本土企业家如何提高领导力有着重要启示。     

儒家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人类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儒家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即强调道德理性和理想人格的修炼、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的主体--人的改造,以及其中庸之道与“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思想,对于建立人类的普遍伦理,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的人文道德素质,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从《论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许多政治主张的创造者和开拓者,他有其自成体系的治国方略并且一生都在推行。他创立的以“仁、礼、德”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被后世所信奉和推崇。通过解读《论语》来对孔子政治思想进行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分析,得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为人以仁”“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三个方面。     

宗白华对儒家人生美学的探研

在宗白华的美学建构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具有结构性意义。宗白华对原始儒家人生论美学的探研,抉发其积极的人生与社会实践的现实性与理想性意义,充分体认到比兴传统与礼乐精神的核心作用。原始儒家的人生美学思想是宗白华艺术意境的基础。     

儒学与市场经济兼容——现代新儒家的新视角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开启现代性,而是批判地接纳现代性,并且同时避免现代病,避免价值世界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儒学的普适性发掘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在他们之中,对这一观点阐述最为充分的人,当属贺麟。他突破了重农抑商、存理灭欲等旧观念,主张儒工儒商做现代社会的柱石。     

耶律阿保机对世选制的调整与利用

阿保机时代是契丹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阿保机变革旧制的一个内容就是对传统世选制的改造。经过他的努力,从理论意义上实现了契丹可汗世选向皇位世袭的转变,也对官吏的世选作了重大的调整。值得重视的是,阿保机的政治智慧在变革世选制过程中有所体现。     

杜甫亲情诗的情感特征和情感渊源

杜甫的亲情诗不仅数量多，而且颇有个性色彩，其情感的广阔性、深重性、真挚性非常鲜明。这一特色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杜甫深受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其漂泊的人生经历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有关。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