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陌生化的连贯重构与文学性的传承

文学作品的诗学价值是由其文学性来决定的。文学性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对象,而文学性是由语言形式陌生化的策略性选择来实现的。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传承就意味着对陌生化语言形式的传承。陌生化语言形式的识别与连贯重构是原作文学性传承和诗学价值再现的必由之路。     

多恩诗歌中的陌生化美学管窥

陌生化美学是运用语言产生的意象、节奏、句法等技巧,有计划的破坏惯常的语言表达形式,使语言萌发新意,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作品的文学性。作为玄学派诗歌创始人约翰.多恩,正是以其特立独行的意象,通过其标新立异的叙述技巧,使其诗歌与同时代的诗歌相比,蕴含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气韵,让读者体会到其哲理性的思辩。     

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取向和翻译策略

本文通过对文学语言“陌生化”取向的分析以及文学翻译作品中保持文学语言“陌生化”的意义,指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在目的语中准确恰当地“移植”原语文本的“陌生化”特征,采取以“陌生”应对“陌生”的翻译策略。     

“陌生化”与“非人化”——什克洛夫斯基与奥尔特加的比较

什克洛夫斯基和奥尔特加分别提出"陌生化"和"非人化"概念,他们都试图跳出传统文艺观的束缚,实现对传统文艺观的革命与反叛。这恰恰体现了二十世纪文艺美学的两种转向:语言学的转向和批判理论的转向。"陌生化"与"非人化"表征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美学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一个立足于从纯美学或纯艺术的角度来考察美学或艺术,另一个则立足于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分析问题。     

论迦陵词以文为词的倾向——兼评陈维崧革新词体的得失

陈维崧号称清词巨擘。他以极具个性化的创作为清词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但是前人对他的词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受苏辛豪放风格的影响这一方面，而对他为革新词体形式所作的努力和这种努力的得与失注意得不够，因而就不能真正客观地理解他在词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同时对他的批评也往往不能切中要害。具体地说来，陈维崧革新词体形式的主要方法是以文为词，他的以文为词又集中体现为以问答形式为词、以议论为词、以才学为词和在词中对逻辑语言的语法关系的恢复等四个方面。迦陵的以文为词为克服传统词体语言老化做出了贡献，为清词的中兴注入了活力。其不足是容易流于松散粗豪、一发无余。     

陌生化视角下的《警察与赞美诗》两个汉译本中辞格的对比研究

陌生化源于亚里士多德,并最终由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发展而成。该理论认为,艺术的技法是使事物“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知（审美）的难度与长度,这也是文学的本质,即文学性。陌生化理论为评析《警察与赞美诗》的两个汉译本的得失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文学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要传递文学作品的内容或信息,而且应保留通过陌生化手法表现出的文学性。     

恰似“无理”却“有理”——陌生化诗学的审美特征

《红楼梦》中香菱与黛玉论诗,谈到了读诗时初有“无理”之感,但经过仔细品味之后,又觉“有情有理”,这种由“无理”到“有理”的感受过程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陌生化诗学所倡导的审美特征。“无理”是相对的,是人们在直觉的或直观的阶段感觉到事物的形象不合传统,不合规矩,也就是“无理”。当人们欣赏思考时,却又发现自己熟悉的事物有另一种形式,并且揭示了事物特征的另一方面,进而便生成了“有理”之感。这种从“无理”到“有理”的获得美感经验的过程是无穷尽的。     

陌生化理论视野下的英汉广告语言变异

广告无处不在,为了吸引受众,必然要打破常规,实现陌生化,做到新颖独特。从语言层面来看,实现陌生化的最佳途径就是广告语言变异,广告语言变异就是广告创作者有意识地在广告这个载体中对常规语言的超常运用,主要包括语言形式变异和语言意义变异两方面。语言形式变异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词形等方面,语言意义变异大多表现为语义及其搭配变异、语法变异等。由于陌生化,英汉广告语言就能最大限度激活受众的奇特感,最终实现劝导消费的目的。     

《高祖还乡》的陌生化解读

“陌生化”意味着“使其陌生”，是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核心概念，它昭显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纯艺术观。以“陌生化”为基点，俄国形式主义构建了一个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在《高祖还乡》中，睢景臣通过陌生化的艺术处理，对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正统和帝王权威进行了成功的颠覆，使接受主体摆脱了机械化的定势的感知模式，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体验、观照和审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