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际翻译再思考——以严复翻译实践为例

从卡特福德翻译理论的“转移”和“转换”观念出发，以符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为标准，将雅克布逊的符际翻译划分为符际转移和符际转换两类。其中：符际转移要求符号属性在翻译前后保持一致，强调各感官符号及空符号间的转移，拓宽了广义翻译研究的范围；符际转换凸显了翻译前后符号属性的变化，又可进一步分为影响翻译选材的一级转换、解构原文的二级转换和决定译文生成的三级转换。严复翻译实践的考察证明了上述分类的可行性，也为严复以及翻译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内夫余活动中心与王城研究

关于夫余的活动中心，有呼嫩平原和松辽平原两种说法；夫余的王城有前后之分，前期王城多数学者认为在吉林省吉林市，也有吉林农安、辽宁西丰等意见。后期王城有辽宁昌图四面城、吉林农安、吉林四平一面城、吉林柳河罗通山城、吉林榆树一带、吉林辽源龙首山山城等意见。     

唐代排佛论对林罗山神道思想中的排佛思想影响——以《怪谈全书》中傅奕的排佛观为中心

林罗山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神道思想家和汉学家.历来的先行研究关于他的排佛思想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对朱熹排佛思想的继承,一种认为他受到了韩愈排佛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林罗山所编译的中国怪异小说集《怪谈全书》中的唐代傅奕反佛的故事,证实林罗山的反佛思想各方面均受到了傅奕的影响,并就他对傅奕和韩愈反佛思想的接受以及与朱熹反佛思想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中的杜甫情结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转折时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文学思想与"新文体"倡导实践虽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学主张,但堪称前矛与同路人。梁启超很少推重古代文学家,独对"写实派"杜甫十分推崇,从前期的情不自禁、每每涉及到后期的着力宣传,冠以"情圣"指称,可见梁启超文学思想方面较为清晰的发展路线与道义坚守。论文依据史料,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这方面的内容。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     

论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辞赋作品体现了理学家在"得君行道"之外的泽民之举和忠君爱国之情,在理学家的辞赋创作中具有典范意义。在形式上,朱熹的辞赋多选择骚体,一方面取法乎上,另一方面,这一选择也具有浓厚的时代因素。     

魏晋《井赋》《冰赋》论

历代学者对魏晋时期孙楚等人的《井赋》《冰赋》等归属问题的看法略有不同，甚至避而不谈。通过对唐宋以来类书、丛书的梳理，我们认定它们为山水赋的一个小类。同时整体地从玄理和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这几篇赋作，也显得十分必要。     

杜甫亲情诗的情感特征和情感渊源

杜甫的亲情诗不仅数量多，而且颇有个性色彩，其情感的广阔性、深重性、真挚性非常鲜明。这一特色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杜甫深受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其漂泊的人生经历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有关。     

六朝文学研究的趋向——以三部古籍为中心

最近二十年,中国内地学者对六朝文学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南朝。这是因为受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南朝文学的评价过低,导致对它的研究不足。六朝文学研究的近况,从新近出版的三部新整理的古籍可见一斑,它们是《金楼子校笺》《玉台新咏汇校》《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它们都算是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其整理一方面仰赖于相关的研究积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因此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