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从外部性角度说明目前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在地域上存在的问题，为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向提供理论帮助，基于陕西省2009~2017年间各市相关数据，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础上，加入空间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和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自相关检验（莫兰指数）、LM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取合适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溢出情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2009~2017年间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整体为负，但依然存在正溢出的局部地区，即以西安为首的经济聚集区（西安、宝鸡、咸阳）和榆林、延安联合的陕北经济聚集区，资源过于集中和两个高地之间缺乏互联互通是整体呈现负溢出的重要原因。在地域分配的量和质上应充分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西安，在两个经济高地之间打通一条经济要道，并重点扶持相对落后又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可促使陕西经济发展由总体集聚向总体扩散转变。     

市场分割、政企关系与异地市场拓展

中国的市场仍旧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割，如何突破这种市场分割到异地拓展市场是企业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省级层面或国家层面进行宏观分析。文章创新地从政企关系视角入手来考察市场分割情形下微观层面的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也是首先把市场分割（和异地市场）分为省内（本市外）市场、省外市场和海外市场三个不同层面来研究的论文。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个体层面检验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可能。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分割确实阻碍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但这仅限于省内市场而不是省外市场。此外，市场分割是有方向性的，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市场里走出来的企业更容易拓展异地市场，但此结论仅适用于国内市场拓展而不适用于海外市场拓展。良好的政企关系是有利于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但仅限于省外市场，对省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是无效的。文章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并分析了对于企业实践的启示。     

农用承包地流转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六地市农户问卷调查

从农户意愿角度，以福建省农民的农用承包地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农户承包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到影响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样本数据，并对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各个因素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职业、农户家庭的人口、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农户流转承包地的租金水平是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租金水平是正向影响，户主的职业和农户家庭的人口是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索洛模型的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显著影响着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以索洛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利用2003～2017年安徽省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测算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对模型进行扩展,研究安徽省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量,对现期和远期的动能转换加以阐述。研究认为,现阶段资金投入仍然是安徽省经济产出的主要驱动因素,劳动力投入的经济推动效应相对较小,技术进步的驱动力量逐步提升,安徽省远期经济发展将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驱动。安徽省应注重科技创新,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将技术因素融于资金、劳动供给侧,全面深化以技术为主的供给侧改革,加快经济增长动力转型。     

湖南省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研究 ——基于产业中细分行业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遍布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通过深入分析湖南省投入产出表,利用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三个具体测度指标,发现湖南省农业及其5个细分行业对7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均表现出正向拉动效应。其中,农业对销售服务业和物流服务业的拉动效应明显;对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有微弱拉动效应;对教育服务业拉动效应不明显;农林牧渔服务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相对明显,畜牧产品和渔产品,林产品和农产品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不够明显。为了充分利用湖南省农业优势,强化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必须从夯实农业基础、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进一步着力,加强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深度融合。     

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但部分乡村旧貌未改;农田荒芜严重,土地流转不畅;种养收入低下,农产销售困难;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迟缓,集体合作社模式短缺;文化设施缺乏,风俗习惯落后;老农依然辛劳,养老问题难解。带来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认识存在偏差,发展缺乏资金与人才,集体经济脆弱,干部责任意识不强,缺少产业支撑,乡风治理乏力。文章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转变思想观念,改变投资取向;改善乡村交通,加强基础设施;完善村居环境,实施“五改五化”;推动土地流转,培育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强化党组织建设,重视选人用人。     

基于TOPSIS模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14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11个市州。根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湖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提高其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水平的关键举措。结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湖南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等特征,提出了基于“两山”理念的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即：加强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力度。同时,提出了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加强“三生空间”管控,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创新生态治理方式,构建产业体系;注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有效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湖南省县域人口与经济差异测度研究

基于2007—2016年湖南省100个 县域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协调度指数、重心模型、ESDA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湖南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重心偏移、空间自相关性等特征,探讨湖南省人口、经济变化及时空协调。结果表明,湖南省经济对人口存在事后调节作用,各分区间存在差异;人口、经济均呈现“东密西疏、核心-外围圈层、低等级城市连片”的分布特征;经济对人口流动存在虹吸效应,区位劣势、资源枯竭型县域人口外流较显著;研究时段内,核心城市聚集作用渐趋增强,人口流动具有经济导向性;人口与经济重心均向东北偏移,且经济重心移幅大于人口重心移幅。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人口呈现高-高、低-低集聚态势,经济则呈现低-低集聚态势。     

依托京津发展河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

河北省位于京津冀都市圈中,紧邻北京和天津,目前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落后,经济圈内的“同构化”竞争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三地的发展。分析了京津冀区域视角下河北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原则,并通过对京津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依托京津发展河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