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征南越的进军线路与方略

汉武帝时征讨南越国,《史记》记载三路主力都是循岭北南下进军.照此实战经验,秦代征南越,当无《淮南子》所讲“分五军”之理.史学前辈吕思勉已经指出淮南说法的荒谬.据各可能的进军线路的地理、水文状况和地上考古的发现,驳正淮南的旧说,重新检讨秦征南越的线路和军事策略问题.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秦汉时代之南越道德生活

根据已有史料,秦汉时代,南越地区的道德生活主要敞开为三个方面,一是人们普遍享有婚前性自由和婚姻自主的道德权利,但这种权利因为受到内地主流道德的强烈影响而受到了挑战。二是一些部落中还奉行以缺乏慈悲之心为特点的极端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三是在成为秦汉统一国家的一部分后,由于政府官员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充分地显示了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道德品质。在这些反抗活动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大一统的政治道德规范。     

城市核心区的考古遗产——广州南越国遗迹的保护与展示实践

考古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考古遗产是城市发展的记忆,是其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体现。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和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是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南越国遗迹,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也是广州最重要的考古遗产。南越国遗迹发现于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掘后在原址保护并展示,既展现了广州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也成为现代化广州重要的历史文化座标。     

论明代海南名诗人王佐的赠答唱和诗

王佐宦游二十馀年,与人交游中,写有不少赠答唱和诗。或主动写赠对方,或为主人所作题诗,或应友人之请而作,从中见其厚道之性,真挚之情,见其才识,"激浊扬清,臧否人物。"大致有六方面内容:劝勉亲戚子弟,慰藉友人;赞颂友人的德行、才艺、武艺;送别诗以贺上任并抒难舍之情;思友诗写怀念之情;寄友人诗以写怀乡之情;在唱和诗中吐露己怀。分析这一类赠答唱和诗之渊源前人处,不少化自屈原赋、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诗作,也有的词语出自史书。     

南岳衡山旅游品牌形象的定位探讨

南岳衡山为五岳名山,秀美的自然生态景观与博大精深的人文资源交相辉映,是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从南岳衡山本底旅游形象出发,进行分析与评价,由此确定其旅游形象定位的策略与原则,提出＂寿岳独秀＂的新旅游品牌形象,以提高其旅游竞争力与感召力,促进其旅游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皮日休及第前后思想和创作特色及原因

皮日休的创作以咸通八年进士及第为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前期行卷之作《皮子文薮》较多刺世讽时;及第后吴中唱和之作《松陵集》多表现个人生活。艺术表现的不同目的与需要、诗人思想性格的转变、社会生活环境的变更与传统的汇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的创作。     

论南岳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

南岳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尤其是其宗教旅游资源颇具开发价值,但是在当前,南岳的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尚不足。文章分析了南岳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开发南岳宗教旅游的方案,以把南岳的宗教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把南岳旅游业做大做强。     

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苏门”晚期交游考述

“苏门”交游晚期,成员之间的现实联系十分稀见,代之而起的主要是隔绝环境里的独自追忆,但此时仍有几次重要的群体性唱和活动。这些群体唱和大多不具备互动关系,而带有追和的性质,从交往的层次来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群体思想与情感基础上的潜在交往或神交,是“苏门”群体内聚力的外在表现,也是“苏门”后期存在的显著标志。     

宋人“和陶《辞》”考

“陶《辞》”在北宋最先受到欧阳修、苏轼的推重,苏轼谪海南后作《归去来兮辞》追和陶作,并致函命苏辙和作,因苏辙时当谴谪而未果。苏轼去世后,苏辙为表达对苏轼的纪念,发起了约请“和陶《辞》”的活动,同时参与者有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士人。尽管和陶《辞》之举受到晁说之、王若虚等人的批评,这一行为仍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通过对宋人“和陶《辞》”的系统梳理,可以探究诸人和作的动因,分析和作对原作辞境的点染与开拓,亦可见部分和陶《辞》不可避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