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西部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旅游业一直是西部少数民族村寨脱贫致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产业，也必将长期伴随着民族村寨乡村振兴发展的整个进程。本文在阐释乡村振兴、乡村全面振兴概念基础上，针对当前西部地区民族村寨发展面临的乡村衰落困境，提出旅游业能够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探索分析中国特色的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并按照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目标任务等一系列中央精神指导，尝试性提供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本子故事《羌胡传》对《蒙古秘史》情节的趋同性传承

文学的发展是一条历史长河,在它发展的下一阶层上,总是传承着上一阶层的源流,并且同时又接受着各种文学潮流的影响。本子故事《羌胡传》在故事的敘述中,与《蒙古秘史》的情节趋同,表现出蒙古族口头传统对书面文学的传承特色。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凉山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针对大部分彝族“一村一幼”（简称“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较低的情况,四川省教育厅委托省内各师范院校开展了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工程。这项培训工程的重点培训内容是提升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以2019年某师范大学承担的四川省凉山州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中284名参训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培训为例,探讨该项目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策略如下：第一,语言专家集中对彝族村幼教师进行发音标准化技能培训;第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集中训练彝族村幼教师口语;第三,班主任组织学员每天晨读半小时;第四,志愿者跟进式指导学员每天晚自习训练普通话;第五,培训项目组鼓励学员利用碎片化时间练习普通话。     

空间、地景与传统村落的开发与保护——以广西象州县纳禄村为例

依山傍水、玉带缠腰是广西象州县罗秀镇纳禄村地景阐释与村庄外围空间结构的典型特征。名门望族——朱氏家族古建筑群与水灾后重建的现代民居交相辉映。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纳禄村的空间结构与标志地景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重构,体现在传统地景标志和空间含义不再得到诠释和展现,以迎合游客需求的一系列娱乐空间得以构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村落开发与保护应从三个方面着手：空间与地景的传统阐释得以再现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灵魂所在;强调村民的主体性回归,意味着村民是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力量;整体性保护是传统村落开发与保护的长远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融合。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具备融合基础和条件,融合过程要经历资源融合、产品融合和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制约因素来自于融合主体、客体和政府部门三个方面。融合模式包括旅游节庆、旅游演出和体育赛事。以国家4A级旅游景区——理县桃坪羌寨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桃坪羌寨的农文体旅融合的基础、机理和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建议：重视非遗传承,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治理机制,深化土地改革;深挖非遗文化,打造品牌节事;设立合作组织,实现合营互助。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