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视野中的屈原

本文结合鲁迅评价屈原的文章和相关言论，指出鲁迅运用阶级的、历史的观点评说屈原，达到了同时代文学史家所难达到的高度。鲁迅评价屈原，不仅看其“全人”，而且看其“全文”，避免了评价的狭隘性、单一性和片面性。     

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

司马迁深膺屈原为臣之德能,以屈原为其心中理想的人臣模式。该文以列传、世家中的论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两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臣道观:一是臣道的基石———志洁;二是为臣之能———谋智。由此,来挖掘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广阔而深远的灵魂境界。     

巫楚文化:沈从文与屈原

楚文化的特点是"巫"。屈原是历史上楚文化的代表和传承者,近现代湘西文化作为巫楚文化的孑遗,成为沈从文创作的源头活水。沈从文和屈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承传了楚文化,使楚文化成为不同时代人们表达文学理想的重要资源。     

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矛责及李白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

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结合古今历史事实尤其是当代老舍、陈祖芬等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论述了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密切关系,说明屈原在继承刚健自强这一源于孔子的核心民族精神的同时,又着重在爱国与重德这两个层面上的有所补充和发展。因此,屈原及其作品,不仅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而且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楚辞补注》对屈原形象的重新确立

<楚辞补注>中的屈原,既有"忠君"思想,又有"爱国"精神,也有儒家推崇的坚贞节操,而在对节操的坚持中又体现出其个体的独立人格.这是洪兴祖注释出的屈原新形象,在这个形象中体现着宋代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洪兴祖个人的精神风貌.     

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

红色经典是存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能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被染色,即红色的坚强附着。红色经典存在艺术质量与其它经典同样高超的杰作,但红色的获得和坚守却先在地定格其地位,也放大其经典的魅力,更生成别样的艺术张力。因此,是颜色政治学的存在造成了文学史上颜色化的文学经典。对瞿秋白与《子夜》接受史的互动考察,意义也在于此。     

论常璩、徐弘祖、顾祖禹历史地理学成就之异同

历史地理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著作之才,接踵而出,自古历史地理文献数量多,内容丰富。在历史上诸多地理书中撷取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考察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撰述宗旨以及对历史地理记载等的异同,以明其在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历史地理文献的编纂如何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如何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为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服务,提供借鉴。     

瞿秋白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上）

瞿秋白在俄国盘桓的两年,正值苏俄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对“新经济政策”有较为全面地介绍、认识和分析,为此留下了大量关于这一政策实施依据、实施内容、实施效果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真梳理和分析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