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语码系统的构建——《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的符号学阐释

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我嫁给了共产党人》描写了广播明星同时也是共产党人艾拉·林戈尔德传奇而悲剧的一生。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时期为背景。表面上,小说是在对那一时期的政治事件进行批判,而实际上,作品将人物和故事情节都编织在一张叫做"政治"的网里,借由"政治"这个符号语码,表现出更为深刻的人性意蕴和时代反思。从抽象到具体,"政治"符码完成了整部小说的语码体系,以有限的形式使文本获得了更丰富的意义空间。     

产品设计的符号学解构

设计具有复杂性,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用符号学的方法来解析设计,产品设计的实质就是以实用功能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传达,同时也包括审美功能;设计的目的是将造型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如实地传达给消费者;为此,造型设计必须符合其符号学规则,包括语构学规则、语义学规则和语用学规则,规则的复杂性决定设计的复杂性,所以,对这些规则的研究是产品设计体系的基础。     

对索绪尔符号学的几点认识

索绪尔既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也是符号学的先驱,他提出所指与能指的区别标志着符号学的诞生。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学无非是一种符号学。针对索绪尔的符号学谈几点认识。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解读

索绪尔是瑞士的著名语言学家,欧洲符号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符号学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符号自身和各个符号之间的关系。语言符号单位不是一个事物,也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概念和音像,是一个两面化的心理统一体。符号可以分为肖像性关系和任意性关系两种。符号之间的关系呈水平的序列关系和垂直的联想关系。这种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共同构成了符号的两个基本轴向。伴随着这两个轴向而组织起来的符号就产生了"序列"和"类群"。     

民间信仰发生机制的符号学解读——以四川江油及台湾地区哪吒信仰为例

本文尝试将卡西尔、苏珊·朗格、洛特曼、格尔茨等人的符号学理论用于对哪吒形象的文化解读。力图从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两大维度,立体认识哪吒形象的符号学意义,并运用发生方法学的方法,详尽剖析哪吒文化中的神格定位,分析其传播过程的符号发生机制,并相应考察其在传统文化继承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涵与功用价值。     

符号学与修辞

第一届变音符号学研讨会在康奈尔召开,会议的主题为“文本,前文本及语境”。保罗·德·曼在此会议上讲演了符号学与修辞,其中提出很多有见解的思想,如在文学内部的法则和规律被严格遵循的前提下,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专注于外部问题研究,即文学的外部策略,并对此研究趋势作简要探讨;同时以美、法、英国文学个案为例讨论文学修辞与语言学的关系,提出语义符号学的修辞语法化观点。     

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文化表征

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环境艺术设计的现状,以符号学为切入点,对设计中的文化互动进行分析。符号学在环境艺术中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工具。它为设计者在设计中处理文化要素提供了方法论,具有指导意义。     

网络媒介、输入法与文化表征——文字符号学视野下的网络语言透视

通过网络语言符号的定量分析揭示出,网络语言符号中,表情符号和谐音缩写类符号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表情符号主要模仿人的面部、肢体表情,谐音缩写类符号则模仿声音语言。前者旨在弥补非面对面交流中人的肢体语言的缺失,后者则是在竭力模仿口语交流情景,二者都致力于将网络语境构造成一种次生口语语境。网络语言符号中表音符号的大量出现,与汉语拼音输入法的普遍使用具有直接联系,它容易形成网络上的圈子化现象。而网络媒介的跨时空性,又使得网络语言符号表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于是,网络文化呈现出全球化与圈子化并存的局面。     

城市品牌传播的地缘性符号设计策略--以北部湾“区域新形象”建构为例

本文主要论述了新媒介环境下的地域形象传播的模式转型问题。针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二次城市化同步的特殊性,论述了当前城市品牌塑造的重实体、轻符号的问题。针对后进城市的特征及其所面临的新媒介传播环境,本文结合符号学与广西近年的发展现实,提出了当前二次城市化并行背景下重构符号指称、强化符号原创等城市品牌符号化设计传播策略。     

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电影《小时代》之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符号学考察

电影《小时代》系列以进行时的方式讲述了四个少女的青春、梦想,体现了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叙述。与宏大叙事相反,它是一种“小”叙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小”叙述,它并不反抗体制,甚至某种程度上,不自觉与体制达成共谋。它也是消费时代的小叙述。《小时代》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选择“郭敬明”为经典的青少年群体在消费文化浪潮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诉求;郭敬明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了这群青少年最佳的自我替代性叙述文本。电影《小时代》的粉丝中,以女性青少年居多,某种意义上,《小时代》是中小城市爱做梦的女性青少年的欲望替代叙述,它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城市形象建构、镜像语言风格与“酷”行为模式四个方面,塑造了当下女性青少年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