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中的孤鸿意象探析

鸿是我国古诗词中经常使用的意象之一,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情感。苏轼在传统意象的基础上,在他的词作中把传统的鸿意象与自己的独特个性结合起来赋予了这个意象更为深广的感情生发空间。     

都市女性欲望的透视——张爱玲“香港传奇”与施叔青“香港故事”比较

张爱玲与施叔青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创作了多篇以香港为题材的小说。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指出了都市女性苍凉的生存困境，并揭示了女性原始而又恒久存在的“原罪意识”。在物欲和情欲的支配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无法活出自我，逐渐沉沦下去。而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虽然曾一度沦为物质的俘虏，但大多能走出来自省，从欲望中觉醒，获得新生。     

彝族古籍文献《苏巨黎咪》的秩序观念建构

彝族古籍文献《苏巨黎咪》产生于唐朝初至中叶，记述了从上至君长到下至百姓的各种传统道德观念，蕴含着对秩序观念的建构，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主要内容可归结三个层面：强调君臣关系下的忠臣观念；以君主为主体的尚贤爱民的治理观；孝悌亲友、崇祖敬毕的和谐观及爱美向善的仁义观。该书是作者通过对儒家文化的学习以及有选择性地吸收和融合的产物，体现出作者出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对稳定社会秩序的追求，把下层和上层、边缘和主流联系了起来，增强了族群凝聚力和认同感，维护了君长统治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当时彝族社会的良性转型和健康发展。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试论楉矢石砮文化

肃慎民族的"楉矢石砮"是其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肃慎文化的特有标志和显著特点.肃慎的楉矢石砮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北部文化的源头之一,它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渊源关系,因而具有文化开创的珍贵历史价值.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改编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戏剧,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18世纪的英国至少有3个《赵氏孤儿》的改编版,分别是1741年威廉·哈切特的《中国孤儿:一出历史悲剧》、1756年托马斯·富兰克林翻译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和1759年亚瑟·谋飞的《中国孤儿》。这3个版本借鉴了原作不同的情节,表达了改编者不同的诉求。考察这3个改编版本,可以揭示中国戏剧与英国戏剧的融合,让我们在一个侧面了解《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客邮述论

19世纪初期事关贸易成败的美国客邮是学界研究的空白。通过分析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在澳门修理期间发往广州的一批信件，证明了美国在广州客邮的关键环节：依托十三行商馆区后勤服务区秘密栖身，接收转发地址为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凿石街的泗兴办馆，办馆承担了邮局的收发邮政功能，澳门广州间的美国短途客邮具有独立运行的特点。这也为19世纪初期美国在华客邮提供了详实的个案。     

从《马氏文通》名字章看马建忠的名词研究

《马氏文通》在正名卷和名字章对名字的概念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马氏更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分类方法,已经意识到词类转变可以发生在三个层面：意义、位置和语音形式。双音名字的构成方式主要有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