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Local mobilisa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networks in a democratizing Tunisi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sts that occurred in Tunisia after the 2011 uprisings. It analyses the factors underpinning 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networks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2011–2014). It details the mobilising strategies that were crucial for the networks’ growth or survival during this period of institutional instability. The study shows how networks leaders were able to bring together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o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s. It is argued that the ability of networks to develop new distinctive collective identities was crucial for network sustainability. Those networks and actors who did not develop new clearly defined environmental identities and continued to rely importantly on pre-existing (authoritarian)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were more negatively impacted by ideological cleavages and political calculations. Empirically, the contribution builds on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as well as documents collected from Tunisian municipalities between 2013 and 2015. Conceptually, the research proposes a bottom-up perspective that highlights the interplay between micro- and macro-dynamics and strategies during a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analysis details the actors’ capacity to build alliances via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t the micro level, and their strategies to engage with institutional actors and processes.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分利秩序、治理取向与场域耦合：一项来自“过渡型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 市场 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 市场 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蕴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全面分析从严治党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了科学系统、不断完善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向纵深推进,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中以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定的决心全面加强从严治党,完整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蕴。     

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研究及薄弱环节——基于CNKI文献关键词的共词分析

随着一系列恶性事件被媒体曝光，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担忧校园欺凌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社会焦点。通过共词分析法对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现状进行考察发现，其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六大类：校园欺凌行为特征研究、校园欺凌与学校管理的关系研究、校园欺凌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研究、校园欺凌的成因与对策研究、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研究、校园欺凌的社会问题研究，而研究的薄弱环节则主要包括品格教育研究、学生自我保护研究以及网络欺凌问题研究。因此，校园欺凌问题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研究视角也需进一步拓展。首先，除欺凌者、被欺凌者之外，旁观者也应纳入研究范畴，要将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实施隔离，对受欺凌者要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引导旁观者积极主动地帮助被欺凌者；其次，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学校、教师及相关部门有效处理、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提供法律支持及保障；最后，将综合预防与治理相结合，建立由学校、教师、学生组成的反欺凌共同体。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