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儿童自然教育思想及其对幼儿家庭教养方式的启示

王守仁的儿童自然教育思想是以“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心即理”的心学理论作为其思想的基础，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总结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他以树为喻，认为儿童的教育要遵循自然规律，这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本文主要通过解读王守仁的自然教育思想，即教育要顺应性情，因材施教，注重独立探索等。其思想对当今幼儿家庭教养方式的启示为：清晰认识儿童，把握自然生长规律；随人分限所及，对儿童有适度期望；尊重而非压制，创造和谐家庭氛围；注重德行习惯，促进儿童全面发展；重视潜移默化，言传身教树立榜样；着重实践探索，锻炼儿童独立思考。     

清人王源《左传评》重“奇”之义蕴抉微

"奇"是清代实学代表人物王源评点《左传》的关键词,在内容、形式评点中皆有体现。借助《左传》具体文本的评点,通过同类相联、正反对举的反复申述,王源将"奇"之内涵赋予"变""活""正"等多重意义,将传统的奇文观念"美文化",以奇诡、辞达、自然为奇文,使"奇"具备了多重文学批评的功能。身处易代,酷爱兵法,好奇人奇事奇文,一生坎壈,皆为王源尚奇批评生成之根源。对明清八股时文取士的不屑,对清初文坛亦步亦趋效法唐宋八大家的不满,使其《左传》奇文评点具备了不同时俗的意义,浸润了明确的针砭时弊与经世致用的色彩。王源《左传》评点之重"奇",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型性特征。对此进行考察,可望为揭橥评点的阐释范式、话语体系等提供可行性研究理路。     

《全清词·雍乾卷》辑补61首

《全清词·雍乾卷》共收词人约1000多家，词作35000多首。然由于清代词籍的复杂性，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诗文集及地方志等，为之补录靳之隆、康载、王天发、王翰青、张礼等五家凡61首，以备续编采择之需。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王夫之杂剧《龙舟会》语言研究

《龙舟会》是王夫之创作的一部杂剧,它的语言具有音乐美、含蓄美、人物语言个性化等戏剧语言的特点。由于使用大量比喻句与夸张句,其语言具有形象化特点。由于语言雅俗并用,其语言具有陌生化特点。这些语言特点和王夫之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     

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浙学"与"阳明学"论纲

浙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古越文化甚至是浙江地域的史前文化。但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学术形态,浙学应以王充为源,而成型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发展于明清,转型于近现代。浙学的内涵,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别。浙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典型地体现在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五个命题中,浙学精神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仍具指导意义。阳明学是明清浙学的主体。阳明心学是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根本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其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力行实践、多元包容的精神对当代修身立德、齐家立业、治国理政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